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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渐熟谙到积极传播 面对西方势力和科技文化的大肆进入，立于开放前沿的中国文人所持的观点和态度虽时有摇摆，但在直观接触与亲身体会后，对于不可阻挡的西学东渐之大势，他们的认识还是清晰而清醒的。 在开埠之初的上海，以西人创办的墨海书馆为中心，聚集起了一大批中国文士，他们多是科举失意、家境贫寒而又富有探索勇气的青年才俊，比如王韬的好友李善兰、蒋敦复、管嗣复、周双庚等人，他们往往通过相互介绍和推荐，得以进入西人机构工作。王韬喜好聚会，无疑是这一交游圈的中心，居沪日久的他，逐渐扮演了向外来友人介绍和展示西方先进文明科技的角色。 当时，国人将西学、西货当作新奇事物来看，而实未明其理。王韬纠正国人认识上的偏误、大力传播西学的行为，实际上建立在他个人对西学体会日益深刻的基础之上。王韬对日新月异、精益求精的西方学术甚为服膺，这也是他后来致力于研习中西历法的思想根源所在。咸丰九年正月二十日，王韬日记中记录了好友李善兰用数学原理阐述弹道之学的新著《火器真诀》，并大加称赞：“其所著重学之中，而亦能以平圆通之……西人所以能优胜者，率以此法，其术亦神矣哉。”对西方科技日益深入、准确的认识，使王韬成为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王韬的友人管嗣复曾指出，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之所以一直处于下风，原因在于缺乏对对方的深刻认识，导致政策每每偏误，而洋人知我甚详，此乃大患。因此，中国需要大批精通洋务的高级人才，并积极引进西方的科技、通达其国政，“诚如此，则夷之性情既悉，夷之技巧亦得矣”，王韬对此颇为认同。在展示、介绍和普及西方科技之余，他经常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将来沪的亲朋好友引荐进外国机构工作，相关的记载在日记中比比皆是。久而久之，在王韬、李善兰等墨海文人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头脑聪慧、潜心科技、长于操作的年轻人，如“巧慧绝伦，制器造物，可造西人之室”的徐雪村；“能历算”、“曾来沪上，与西人韦廉臣游”的华蘅芳；“颇嗜历学、能算日月交食、五星躔度”的顾祖金；“喜西人格致之学……并将慕维廉之所著《地理》下编痛加删改，使察地之学，釐然大明”的张斯桂；“案头多陈工匠椎凿，能以新意造器，其巧思不减泰西”的吴子登；“精于天算，善圆光”且擅长绘制地图的陈子瑨等，他们无疑成为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及推广的中坚人物。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中国最早倾心传播推广西方文明的使者，他们的工作为中国科技的发展、民智的启蒙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王韬为代表的清末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翻译、编译和编写了大量的西学著作，并亲身向国人展示西方先进科技，堪称是近代西学传播的倡导者和先驱者。此时的王韬尚未踏出国门，作为接受传统教育、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与其他洋场文人对西学的认识，必然有一个从拒斥、接近到深入了解进而宣扬的过程，他们的心路历程，在近代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具代表性的。 （本文系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社科规划项目（13JDJN01Z）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