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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招魂” 李 浩：西方文化对我的滋养和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但于坚老师的谈话对我触动很大。我想作家、诗人成为招魂者的愿望是一致的，但面对同质化、碎片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诗人该如何招魂和重建家园？您是如何思考以及在写作中实践的？ 于 坚：我从十八九岁开始写东西，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在写作。每个阶段得出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这个阶段得出来了结论，我的写作就非常有力量。过一段时间感到空虚迷惑，我会又想为什么写作。我认为一定要问这个问题，不然写作就成了为谋生挣稿费而已。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人，从小读那些大师的作品，还要讲给别人听。我认为我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世界观，写作是一个宗教性的使命，不是为了在当下实现什么，而是文字要刻于金石。歌德回忆法国大革命说，法国大革命是他的遗产。这句话照亮了我。你不能只看到一种价值观，作家、诗人要有对时代的宽容，不要只看到一个时代对个人生命的影响，而要看到永恒不变的东西。比如，你怎么找到这个时代的“盐”，这是不断思考这个时代的结果。现在我非常迷惘，对我过去的写作持有怀疑的态度，因为我感觉那个“盐”不在了。能感受到那个“盐”在哪里，是作家的功夫，你要看穿时代迷雾。我是一直抓住语言不放，作家、诗人靠的就是语言。当然，这也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比如80年代各种西方主义进来，比如罗布-格里耶、卡夫卡，你会受到影响。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罗布-格里耶，但后来发现他的语言没有“盐”，只是形式而已。我多次去法国，那里的人认为最伟大的作家还是巴尔扎克，罗布-格里耶只是时代性作家。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白说“金玉如来是后身”，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就想着让文字传世的。我的野心，就是写就经典。我今天的困惑是，如果你是李白，你的文字还可以传诸千秋吗？古往今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只要你写得好就会传下去。但当下，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五千年古典文学中的世界观变了，这是卡夫卡都没有想过的问题，他不知道现代主义给文明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我把自己定义为文人，而不是诗人或小说家。古代文人就是写一切，写作的目的是为天地立心，就是与神的对话。别人读你的作品获得安心，读你的作品就是烧香。你写作就如同出家，你愿意抛弃很多东西。苏东坡从四川到开封参加科举，考官就是欧阳修。应考的人是大师，出题的人也是大师，惺惺相惜，那个时代是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皇帝也写诗，也是一流的批评家，还要求教于大诗人，可想那个时代的文学修养达到了什么程度。苏东坡写的诗一流，散文一流，书法一流，而且做事情也是一流的，做东坡肉也是一流的(笑)。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这就是“文”的能量。为什么我又写诗又写散文，还摄影、拍纪录片，我认为都是“文”。只要能招魂，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代媒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人发生最直接的关系。 另外，就是不能执著于一个观念。“第三代人”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先锋的，但这个先锋已经被观念化了。苏轼说写作要随物赋形，先锋也可以是朝向后面的，向中国历史传统致敬。他们说我腐朽了，我说不是腐朽了，在今天这样没有一根雕梁画栋的城市，你再歌颂雕梁画栋，你是先锋还是腐朽？在这个地方你如果还像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那样，歌颂未来，歌颂机器，太腐朽了。他没法超越卡夫卡是因为卡夫卡除了独特的话语方式，还有他的世界观。与马里内蒂们的不同，卡夫卡是从东方思想汲取源泉，他非常喜欢中国。年轻时我读不懂他写的东西，今天我非常喜欢，完全置身于卡夫卡所厌恶的世界之中，完全商业化的社会，把人置于很小的空间里面，你就会明白人为什么变成了甲壳虫。不断地写作，不断地改变，关键是能不能招魂。 (卫玮、天岚根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