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文学中重建故乡 大 解：于坚先生确实是忧国忧民。刚才您谈到对中国当下的忧虑和思考，之前我也考虑过，我们确实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像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那种生活方式跟刀耕火种差不多，跟两三千年前没多大区别。然后上大学就进城了，接触到的就是高楼大厦、轰鸣的机器、高大的烟囱……转眼间，现代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了。 我们处在一个大的文明转型时期。从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人类社会经过了一个迅速的文化转型，从农耕转向工业。我们能感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比如在古代，从河北到云南可能要走一年半载，现在坐飞机三个小时就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工业文化我们还没有体会透呢，信息时代就来临了，整个世界都进入到了微小的电脑里。这种生存方式导致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孤独，不是独立，而是孤独。与平稳的农耕时代不同，那时每个村庄没有大的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和思想都很稳定，人们遵守乡规民约，那是最高的道德，比法律更起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操守。刚才您说“文明”照亮了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这种长期的文化积累影响着我们的生存。经过3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迁徙进城，改变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同时出现了大量“空心村”。 于 坚：实际上，现代化是所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梦，他们认为走进了现代化就摆脱了五千年的历史包袱。然而，得到了今天的一切我们是很满足，还是很空虚？好像很复杂。也只有走到了今天，我们才能真正去思考中国文明到底是什么。 今天中国面临的课题，在西方是没有的。其实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农耕文明是不是一定要抛弃的东西？我觉得中国的作家、思想家应该思考人类的问题。有种观点认为历史是线性发展的，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我觉得不一定。比如汽车，你要那么多汽车干什么？汽车多是好还是坏如今已经证实。我认为西方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卡夫卡等，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观，他们的世界观与世界流行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写作告诉你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告诉你，除了每天喝牛奶、坐大轿车、有三室一厅等等，还可以骑着马去流浪。今天的世界已经同质化，从南方到北方，每一个卧室的生活都是一样的。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昆明，没有本质的区别。文学的本质就是对同质化的反抗，让人们知道每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虽然大家都写爱情，但李浩写的爱情和大解写的爱情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把世界的丰富呈现出来。 认为新的就是好的，未来就是好的，升级换代就是好的，它已经变成很多人的常识，这是最可怕的。这种文化是从“文革”开始的，“文革”至今没有全面的清算，尤其在文化领域。 中国文化完全是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和生活合为一体。为什么有四合院，四合院基本的构造表现了天地神人四位合一。然而，“文化大革命”不光“革”了“文化”的“命”，也“革”了生活的“命”。今天把老城拆掉，以为拆掉的只是房子，却是拆掉了生活方式。比如一个母亲在院里槐树下乘凉，六十年如一日，现在槐树被砍掉了，她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她所有的记忆都没了。对作家、诗人而言，则是拆掉了细节，拆掉了记忆，那棵槐树就是活着的记忆。目前，中国人认为没搬过家是一种耻辱，过去那是地主啊，永远是大地的主人，他永远住在故乡的槐树边上，他祖先的坟就在旁边。过去觉得这是了不起，现在认为这是没落的、被抛弃的，这个观念变迁太大了。 大 解：曾经有一个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饭店吃饭，用瓷杯子喝啤酒，看见旁边桌上的客人用塑料杯子喝啤酒，羡慕不已，他心想等以后富起来一定要用塑料杯子喝酒。这个故事就反映出很多人在千方百计毁掉我们的好东西，来换取那些廉价的坏东西。 我的老家在山区，房屋错落有致。当地做了一个规划，说要把所有平房规划成楼房。我说全县这么好的乡村消失在你的手里，你就是千古罪人。虽然被制止了，但现在的乡村已并非从前的乡村。所以我就想如何在文学作品中留住记忆是非常关键的，否则看到的全是同质化的世界，文学作品还有什么意义？我曾经在一篇小说中对农耕时代进行了回顾，农耕时代在我们这一代将要消失。我们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所依赖的文化载体正在消失，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代。 于 坚：作家、诗人的使命就是在语言中重建故乡。只要把故乡记忆留在语言中，我相信这个故乡是可以重建的，我今天对写作还有信心，原因就在这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