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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给文学规定惟一的路径 郭 艳：先锋文学打破了规范与传统的理念，在语言和形式方面进行文本实验。多年后，先锋作家又集体转向写实主义。作为后来者，“70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在文本中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马笑泉：这次转向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技术上的翻新终有竟时，先锋技术并不等同于先锋性，技术总有不那么先锋的一天，而先锋性才是恒久的。至于是转向写实主义，还是归于浪漫主义，都只不过是撤退后的各奔前程罢了。 在“70后”作家中，形式创新与现实叙事之间的纠结并非一种普遍现象。我对形式风格创新仍然怀有期待，但对坐在象牙塔里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已无多少信心。我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时代的复杂、新鲜和元气蓬勃上，期盼这种现实境况能“倒逼”出新的技巧、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为了实现这一点，我必须深深扎进这个时代。 李 浩：我觉得，80年代的先锋写作是一些具有超凡才能的聪明人玩的。他们的出现适应着时代潮流，之后集体转向，当然也是一种时代暗合。这种调整是时代性的，假如80年代继续，他们的写作不会是这个样子。 在40岁之前，我想到一篇小说，会先从故事结构和技艺上完成考虑，会先考虑它是不是新颖别致，有没有良好的技术运用。40岁之后，我想到一篇小说，会先从表达的有效性上考虑：我说的问题是不是非说不可的问题，它有没有新的发现，是不是准确表明了我的人生态度…… 弋 舟：对于这种“集体的转向”，我并没有感到过多的不适。我们与先锋前辈依旧共同生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困局几无差别。我总觉得，人就该缺什么补什么，我对形式风格着迷，那么便格外需要补充和强化对于现实的体认与关注。反映在具体的创作中，我会努力令自己保持对于现实的警觉。以创作经验论，我的这份警觉的确拓宽了我的写作，也令我的写作有了“矜重与诚恳”的美学诉求，但我也发现，对于“形式风格”的自觉同时亦能激发对于现实萌发出新鲜的触摸方式，它能令我变得更加敏感，在思维方式上不至于过分因循守旧。 郭 艳： 80年代先锋文学严肃郑重地提出了“怎么写”的问题，当下写作的难题似乎更在于“写什么”。“怎么写”和“写什么”其实是一体的。请以自己的经验谈谈“70后”作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马笑泉：“怎么写”和“写什么”其实是一体的，正如成功的小说，形式和内容是无法分离的。我在写《荒芜者》时首先考虑的是“写什么”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时代存在一种现象：有一类人起初活得有劲，对自我的可能性充满期待，对外部世界也饶有兴趣，但突然在某个时刻丧失了激情，内心和外部世界沦为一片灰色，既不想拼搏，也无轻生的念头，变得淡漠、懈怠，对一切都无所谓。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生存和存在层面上所遭遇的双重困境，值得书写。在叙述的具体展开中，我很自然地遵循了发现这一问题的过程：先是自我，然后是不断出现的具有相同体验的他者，最后是这些荒芜者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和应对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叙述中，技术顺从于表达的需要。对存在的洞察和发现，是“写什么”的问题，而表达是否到位，则是“怎么写”的问题。两位一体，方成小说。 当下写作的缺陷恰恰在于现代主体认知的缺失和小说技术的平面化。大家在叙事表层做得相当好，但作品往往缺乏深层的结构。优秀的小说在叙事表层下起码有一个文化结构在支撑，比文化结构更深层的是精神结构。文化结构还受制于地域文明，精神结构则具有全人类性，先锋小说技术的存活和发展必须建立在这个深层结构上。“70后”作家必须强化现代主体认知，在普世价值的照耀下深入到人类的灵魂深处，以精益求精的艺术技巧表现深广的人类意识和人文情怀。 李 浩：“怎么写”和“写什么”互为表里，我不相信谁能掌握将之截然分开的解剖学。《好兵帅克》在昆德拉眼里是人类最后一部伟大的通俗小说，如果我们取消那种充盈在其中的夸张、戏谑和反讽，把“怎么写”换成另一种方式，它还有无那样的效果？杜拉斯的《情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如果忽略它的“怎么写”，那它的意味就会全无，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多少故事性的情爱故事。再极端一些，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如果我们专注于“写什么”而忽略掉它的“怎么写”，那它无非是一个花心老男人勾搭少女的通俗故事……随类赋形，“写什么”会影响并深刻影响到“怎么写”，而“怎么写”也会为作家选择他要书写的内容，部分地决定“写什么”。 不给文学规定惟一路径。但，达至高标是一切文学应致力的方向，无论是先锋性的、现实性的、传统的或者其他什么的。杜拉斯、纳博科夫、门罗，他们的存在于文学亦是有效的，我从他们那里也受益甚多，虽然我不会将他们请进我的神龛里。 弋 舟：迄今我写过最短的一个短篇大概是《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我是通过形式感来驱动这篇小说的，由此，我对现实的体察才成为了“有意味”的体察。我总觉得，“怎么写”永远是一个作家恒久的第一要义，这是我们将自己与其他艺术乃至其他行业区别开来的基本前提。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文学变得无力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我们文学手段的贫乏使然——首先是我们没“写”好，其次才是我们的目光短浅。 前辈们积攒下的这些文学资源我们自当珍惜，我们由此披挂着浑身的武器上场了，这让我们不至于和世界一交手便一败涂地。而战之能胜，“更为深广”地打赢那终极的战争，当这样的命题出现之时，武器或许便又不再那么重要了。风格、技术，“怎么写”，一瞬间又令人痛苦地变得苍白。这就是文学之事的迷人之处，这就是文学之事的痛彻之处。而那远大的抱负和悠长的目光，在我看来，只能有赖于我们内心那种或许与生俱在的神圣的种子。原谅我“技术性”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已经在说伟大的事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