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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年来随着文学创作繁荣，文学批评看上去也势头兴旺，评论家雷达最近一篇文章，则指出关于文学评论的议题，每隔几年就会兜圈似地重新讨论，但多是原地踏步。您对此如何看？为什么造成了这种理论建构上的原地踏步？ 谢有顺：近年批评界的成果多是作品论，缺乏理论深思与理论概括的能力，即便有关于批评自身伦理与边界的思索，也不过是质询批评是否还有批判的勇气、是否收红包之类，都是浅层次的问题。批评失去了思想的风采，就不会有任何理论建构的可能。批评理应是思想的武器，所以，批评家应该多读哲学、思想著作，通过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来获得理论重建的可能。 记者：除开现有的西方理论体系，我们是否有自己根植于历史中的文艺批评传统？如有的话，您认为其中可取之处与目前未被重视之处在哪？ 谢有顺：中国有自身的批评传统，但未受重视，一是知人论世，二是评点式的鉴赏。这都重在生命的体悟与投入，是一种有体温的精神对话。没有个体生命的投入，文字就定然不会有体温、有文采，批评作为一种学问，就更谈不上能贯通天地和人心了。钱穆说，凡做学问，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具备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但今天的批评，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今天的文学，也几已成了“纸上的文学”。身世和时代正在消隐，所剩的，不过是些材料、名词、公共经验，以及下面那颗斤斤计较的心。我一直向往梁漱溟所说的，“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做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仅仅为知识所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