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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怎样来评价官方文学史教材的工作？ 陈平原：所有的官方文学史教材都会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每一个好的教授在讲课的时候，就会撇开教材讲自己的意见。但当你讲自己的东西，并把这些变成一个大家都能用的普遍性的知识，这个我也做不到，所以我明白我自己的位置，你不愿意妥协，你就作为一个个人的声音独立存在也可以，但是你的东西就很难成为一个通用的教材。 记者：在很多文学写作者看来，文学史的写作跟他们好像没有多大关系，是处于一个各行其是的状态。对此，您怎么看待？ 陈平原：一个文学史不是指导写作的工具书，不会说读完文学史就能写小说，不是这样的东西。文学史某种意义上是对过往的时代的文学的一个梳理、鉴别和论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更多的是一种知识积累，不是一个写作指导。 记者：尽管您提到文学史是朝向过去的，但还是会呈现出来一个对文学优劣的判断，这个判断标准和当下写作者可能就会存在关联？ 陈平原：文学史是面向过去的，它是一个知识积累，它培养的是文学常识，所以它影响创作是通过教育的形式，比如说小学、中学、大学，尤其是大学的中文系，在这个过程中，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作品，什么东西是经典，什么是值得我们模仿的对象。我在二三十年前写过新教育与新文学，其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晚清以后文学史的写作对文学潮流的影响是通过教育来完成的。 以前我们是词章辨体，告诉大家哪些词写得好，哪些文写得好。从1904年文学专业设立文学史课程，我们开始有文学史的课程和着作出来。从词章源流转为文学史，在这个过程中构建出了一套知识体系，然后这个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们，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文学是如何发展的。这个文学史里面包括中国文学，包括外国文学，所以在1917年前后，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课堂就开设了几个课程，比如说文学史、近似文学史等。以前我们都觉得三代之学了不起，今天我们知道了宋元明清，还知道了外国文学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史的写作和教学影响的是下一代的作家。 记者：那如何看待涉及当前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 陈平原：在我看来，文学的教育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文学批评，一部分是文学史。文学史是不断生长的，过去的当代若干年后就成为史。但面对一部刚刚出版的作品给它做最初的评价，那是批评，它进入史会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逐渐做鉴定。经常有人问我最近新出的一本书好还是不好，我就不敢说，因为文学史家一般来说不承担对当下的一部作品的鉴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