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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胡子华 被访者：陈平原 文学史是面向过去的工作，但在一个理想的层面，文学史的写作本身却必须十分“当代”。陈平原认为，文学史的统编会排斥带有先锋性和个人风格的文学史写作，趋向于刻板，甚至平庸。每一个夹在个人与官方之见的文学史写作者，只能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他希望保存一个独立的声音。 记者：在文学史里，晚清就像一片“游移的湖”，它的归属判断可能会涉及背后关于整个“现代中国”的理解。从您的研究思路出发，对晚清是怎样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提出了怎样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空间？ 陈平原：1985年，我和钱理群、黄子平发表过《20世纪中国文学》，后来在读书杂志有一个连载，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此前，晚清属于近代，五四属于现代。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一个观点是，现代中国从晚清说起。 1987年，我在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第一次把晚清和五四放在一起讨论，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即使到了五四前后，晚清那代人包括梁启超、蔡元培等，其实还在发挥作用。这个思路跟美国一个教授张灏的观点有点接近，我们都明确意识到晚清和五四两代人的工作是同一件事情。他讲整个中国思想的转型，是从1895年到1925年，而我的论述是从1898到1927年，都是在谈三十年。他从1895年讲起是因为甲午战败，是从危机讲起，我从1898年讲起是因为戊戌变法，不仅是危机，更是变化。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他到目前为止是强调思想转型，我从文学入手，强调社会、文化、文学、思想、学术都在这个地方转型。正如你所说，如何界定晚清、晚清的地位和晚清的功能，背后是有各自的整套的学术理念的。我的论述，最值得关注的很可能是一再强调晚清和五四两代人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记者：在文学史写作中，如何处理个人见解和个人风格？ 陈平原：文学史写作必须考虑是否作为教材。作为个人的写作的文学史和作为一个通用的得到官方认可的文学史不是一回事情。如果是教材，本身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教育部的规定，比如大学课程的设计要求，还有众多人合作的互相牵制等。作为个人的写作的文学史可能变成我讲我的，你讲你的，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通用的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现有的大学的章程、规章，还有课程的要求、审查制度等等，确实会导致文学史教材相对来说刻板，说得不太好听就是平庸，必定比先锋性的写作，或者学者的个人探索要晚上十年。但如果你写得特别有个性，你很可能又不会被官方认可，得到广泛的推进。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