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兆和绘 1 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在地产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能幸存下来，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鲁迅的杰作《阿Q正传》。人们在陈述这个院落应该得到保护的理由时，排在最前面的一项，是这里诞生过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参观者一进院子，最先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是：鲁迅是在哪间屋里写的《阿Q正传》？ 这部名著为各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本所必选，还曾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其主人公的名字已经成为字典条目。截至目前，它已经有几十种外文译本。阿Q这个形象，像西方的堂·吉诃德、哈姆莱特一样成为一种人物性格的代称。人们说，阿Q是中国人性格的结晶，只要中国人存在，阿Q也就存在。尽管自这部作品发表不久，就有批评家嫌它太多负能量，丑化了中国人，大声疾呼“阿Q时代死去了”。批评者愿中国不再有阿Q，心愿是好的，但不幸的是，阿Q的幽灵至今仍然在这个院子里、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鲁迅写小说，人物固然有原型，但他往往综合多人的特点，塑造出一个典型来。他善于用白描的手法，将人物形象生动地勾画出来，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和巨大的震撼力。 《阿Q正传》是从1921年12月4日至翌年2月12日，每周或隔周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关于这篇小说的写作起因及过程，鲁迅后来用幽默笔调叙述出来，似乎很偶然，很轻松随便，实则酝酿已久，准备充分： （孙伏园）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2 小说所写的人物和民情风俗以作者的家乡绍兴为背景。但在小说的开篇，鲁迅介绍阿Q的籍贯时，却绕来绕去，终于不能确定主人公到底是何方人士。天水，绍兴？都不是，然而，又都可以是。其实，也可以说是北京，最好笼统地说，就是中国。 鲁迅想写出一个贫苦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以及在革命大潮中的表现，由此揭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中国革命的不彻底性或投机性。 鲁迅准确地把握了历史上所谓“革命”的共性，捕捉到了中国国民性的本质。十几年后，当外国记者问鲁迅：中国已经进行了国民革命，难道您认为现在仍然有过去那么多阿Q吗？鲁迅答道：“更糟了，他们现在还在管理国家哩。”他认为，如果中国以后再进行革命，也还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者”。 鲁迅具有高超的小说创作艺术，他往往用三言两语就活画出人物的形态，他称这种方法叫“白描”。他善于塑造典型形象，将许多人的特点巧妙和谐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达到了“描画出中国国民的魂灵”的目的，使阿Q这个人物成为不朽的典型。茅盾评论说：“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 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上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的独具，似乎这也是人类普遍弱点的一种。” 而在国内，较早发表评论、给这篇小说高度评价并提供不少背景材料的还有周作人。他以仲密之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阿Q正传〉》一文，指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类型”。关于作品的特点，他认为这是一篇讽刺小说，其主旨是“憎”，其精神是“负”的，但“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不尽是破坏”。周作人还说，这篇小说的笔法“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作者所使用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很少见，用的是反语，冷的讽刺———也就是“冷嘲”。 也许是为了免得大家在那里瞎猜吧，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透露，《阿Q正传》的作者巴人就是鲁迅。 当时鲁迅虽然写了不少小说，但因为多用笔名发表，一般文学爱好者不了解鲁迅就是教育部的周树人。鲁迅后来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那时他住在西城边，知道他就是鲁迅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当然还有催促他写《阿Q正传》的孙伏园。 3 至于阿Q这个人物的原型，鲁迅的两个弟弟作人和建人都是熟悉的。在绍兴周家台门附近，有一个叫阿桂的人，以打短工为生，游手好闲，平时总想干些不出或少出力而得钱的营生，如有时当掮客。破落的大户人家等钱用，随手拿东西去卖，又不好意思，就委托掮客去办理。周作人在绍兴教书时，为鲁迅收集古代砖石，阿桂听说他要有字的砖头，也找过几块来给他选购。其中有一块永和十年的砖，相当名贵，六面都有图文。 阿桂既当掮客，也做小偷。周作人还提供一则他的轶事： 阿桂有一个胞兄，名叫阿有，住在我们一族的大门内西边的大书房里，专门给人舂米，勤苦度日，人很诚实，大家多喜欢用他，主妇们也不叫他阿有，却呼为有老官，以表示客气之意。阿桂穷极无聊，常去找他老兄借钱，有一回老兄不肯再给，他央求着说，这几天实在运气不好，偷不着东西，务必请给一点，得手时即可奉还。他哥哥喝道，这叫作什么话，你如不快走，我就要大声告诉人家了。他这才急忙逃去，这件事却传扬出来，地方上都知道他是做这一行勾当了。 周建人在一本叙述鲁迅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书中描绘革命来临时人们的种种表现，也写到阿桂： （他）在街上掉臂走着，兴奋地高声嚷道：“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 衡廷叔在街上探听消息，听阿桂这么说，小心翼翼地上前问道：“像我这样，可以不要怕吧？” 阿桂说：“你们总比我有。” 类似的情节在《阿Q正传》中也出现过。 小说中很多地名，人名，风俗习惯等，都有绍兴风味。在这个多是绍兴人的大宅院里，鲁迅日常感受的自然是家乡气氛———虽然外面的大环境是北京。家族同居形成的小气候，恐怕也是激发鲁迅创作冲动的一个因素。 蒋梦麟在《谈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中认为《阿Q正传》与绍兴的师爷文化关系不浅： “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为绍兴师爷。宋室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了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系。绍兴人就把南渡的文物当成了吃饭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墨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 鲁迅将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他写的不只是绍兴的一个人的特性，而是中国人共有的品格。阿Q是绍兴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迄今为止，舞台上的阿Q，有说绍兴话的，有说中国各地方言的，有说普通话的，也有说外国话的。 （《八道湾十一号》黄乔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6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