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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平话文本的生成(11)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遗产》2014年2期 徐大军 参加讨论

    注释:
    ①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平话的名称,不见于宋代文献,从现有资料看,‘平话’大概是元人称讲史的一种习语”;“元代的‘平话’,即宋代的‘讲史’,是‘讲史’的发展。……‘平话’则是‘讲史’这一伎艺到了元代的名称,也是元代长篇话本的名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167页)。
    ②目前常用以推证元代平话的文献并不妥当。元末南戏《赵氏孤儿记》第十出“张维讽谏”有“张维会说评话”之语,但此剧现存版本(富春堂本、世德堂本)皆非元刊,而是明人改订本。明人长谷真逸辑《农田余事》卷上记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丞相伯颜当国,在江南“禁戏文、杂剧、评话等项”,语中所述虽指向元代,但此书为明人所编,叙述中多有“前元”之语。而且,二书所言“评话”,乃明人常用语汇,指称一种讲说伎艺。
    ③在明清人那里,“平话”与“评话”混用,即使谈及元代,亦多称“评话”,则当时即存在以今例古、以后律前的失误。而“评话”在当时作为习用语汇,指的是一种口头讲唱故事的曲艺形式。
    ④元代的“平话文本”现存六部:元刻“全相平话五种”和《五代史平话》,但可推知的不只此六部。其中,《五代史平话》以“平话”标题,且叙述中有元代印迹,胡士莹推其“实宋人旧编而为元人所刊印”(《话本小说概论》,第712—713页);顾青《说“平话”》认为“这‘平话’二字很可能是元人刊印此书时按当时的习称新加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平话”落实于文本编写,认为市井社会中“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⑥卢世华《试论宋代说话人的底本》认为,书会才人参与编写的为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如《醉翁谈录》、《绿窗新话》,只是为艺人讲说而准备的参考材料,以文言出之,而非以白话出之,与后来的用于阅读的话本小说不同(《江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
    ⑦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3页。
    ⑧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编《说唱艺术简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⑨郑镇孙《直说通略》,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明成化庚子重刊本。下引《直说通略》皆依此版本。
    ⑩吴澄《吴文正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840页下。
    (11)郑镇孙《直说通略自序》,《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史部》第三册,台北“中央图书馆”1993年版,第1页。
    (12)贯云石《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北京来薰阁书店1938年影印元刊本。
    (13)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本《鲁斋全书》、清同治五年(1866)正谊堂全书本《许鲁斋集》、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库全书本《鲁斋遗书·提要》,皆题为《直说大学要略》。另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一经类“礼类”著录为《大学要略直说》。
    (14)明郝绾《大学要略序》指出:“是编,乃先生直言以教人者,其言切近精实,人所易晓。”(王成儒点校《许衡集》卷一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页)
    (15)王成儒点校《许衡集》卷一三《考岁略》,第315页。
    (16)《元史》卷一五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17、3727页。
    (17)四库全书本《鲁斋遗书·提要》指出:《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皆课蒙之书,词求通俗,无所发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第274页上)。
    (18)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一经类“孝经类”,《丛书集成初编》第14册,第11页。
    (19)[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6页。
    (20)《元史》卷二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44页。
    (21)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三,《丛书集成初编》第2422册,第65页。
    (22)宋人说话伎艺并不依赖于文本形态的话本而存在、流传,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载的一百十七种名目,可以认为都是口头的“话”,却未必是书面的“本”(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235页)。所谓的“宋代话本”并不存在,宋人并无针对文本形态的白话小说的编写和刊刻,我们至今无法确定宋刊白话小说文本的实物存在(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23)张中行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与文言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上层的,与白话(现代白话例外)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下层的。原因很简单,是在旧时代人的眼里,文言和白话有雅俗之分,庙堂和士林要用雅的,引车买浆者流只能用俗的”(《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24)元泰定帝的即位诏书即用俗语白话(《元史》卷二九,第638—639页)。元代白话碑皆为元代蒙古语公牍的白话译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元朝皇帝颁布给道观寺院的圣旨(参见蔡美彪编《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四《史传俗语》指出:“史传中有用极俗语者,《唐书》以前不多见……此数语皆以俗吻入文,此外不更见也。至宋、辽史乃渐多……《宋史》俗语尤多。”(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3页)
    (25)胡适《国语文学史》指出:“元朝把科举停了近八十年,白话的文学就蓬蓬勃勃的兴起来了;科举回来了,古文的势力也回来了,直到现在,科举废了十几年了,国语文学的运方才起来。科举若不废止,国语的运动决不能这样容易胜利。”(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8卷,第2页)
    (2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25页。
    (27)《资治通鉴》卷一七九《隋纪·高祖文皇帝》开皇二十年记:“上使太子勇参决军国政事,时有损益,上皆纳之。勇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卷一八三《隋纪·恭皇帝》义宁元年记:“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资治通鉴》,第5573、5728页)
    (28)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吉联抗辑《琴操》,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29)关于《五代史平话》、《秦并六国平话》、《武王伐纣书》、《前汉书续集》的分析,可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713、721、725页),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270、272页),李梦生《秦并六国平话·前言》(《古本小说集成》本),周贻白《武王伐纣平话的历史根据》(沈燮元编《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
    (30)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31)《资治通鉴》卷八五记:“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刘渊)于是即汉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资治通鉴》,第2698、2702页)
    (32)丁锡根编《宋元平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55—656页。
    (33)《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世皇帝元年》记:“田儋者,故齐王族也。儋从弟荣,荣弟横,皆豪健,宗强,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也;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率兵东略定齐地。”(《资治通鉴》,第262页)
    (34)丁锡根编《宋元平话集》,第661页。
    (3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第296—299页。
    (36)胡士莹指出讲史话本的体制特点有三,其一为“断代编年的叙事方法”(《话本小说概论》,第710页);丁锡根指出《五代史平话》“主要内容皆取材《通鉴》,其结构脉络亦多依傍《通鉴》的体例”(《〈五代史平话〉成书考述》,《复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这是平话文本据史书编写的思路、方式在叙事结构上的体现。
    (37)周兆新《讲史话本的两大流派》,程毅中编《神怪情侠的艺术世界(中国古代小说流派漫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38)胡适《国语文学史》第七章,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8卷,第126页。
    (39)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99页。
    (40)李小树《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发展》,《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钱茂伟《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历史知识在民间的传播》,《光明日报》2000年9月1日。邓锐《宋元讲史平话的史学史研究价值》,《江淮论坛》2008年第4期。
    (41)程毅中认为:“宋元讲史话本通称为‘平话’。……‘平话’的得名可能指平说的话本,也就是不加弹唱的讲演,与诗话、词话相对而言。”(《宋元小说研究》,第258页)
    (42)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释“平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43)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85页上。
    (44)姚广孝等编《永乐大典目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58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546—547页。
    (45)宋时的“说书”指代一种严肃的讲学活动,也是一种职官名称(参见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1页)。元代亦有此职官,如钱天祐于延”(参见解缙等纂《永乐大典》卷一○八八八,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87页下、4488页上)。
    (46)陈乃乾《三国志平话跋》指出:“宋元之际,市井间每有业说话者,演说古今惊听之事,杂以诨语以博笑噱,托之因果以寓劝惩,大抵与今之说书者相似。惟昔人以话为主,今人以书为主。今之说书人弹唱《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说为依据,而穿插演述之。昔之说话人则各运匠心随时生发,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已。”(《陈乃乾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页)
    (47)比如许衡《直说大学要略》、郑镇孙《直说通略》、贯云石《孝经直解》尾题标称“北庭成斋直说孝经”。
    (48)浦江清《浦江清文录·谈〈京本通俗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49)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释“平话”》,第19页。
    (5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51)李边《训世评话序》言:“乃采劝善阴骘诸书中可为劝戒者数十条,与平昔所闻古事数十,总六十五条,俱以译语翻说,欲令学汉语者并加时习。”(汪维辉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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