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历史故事是敦煌变文的重要题材来源，其中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等，在历史事实和史籍记载的基础上，大量融合民间传说而形成自己的故事结构与情节。仔细考察上述敦煌讲史类变文故事的核心要素，可以发现其与上古神话和古史传说的密切关系，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仪式文化内涵，既反映了古代成人仪式文化对敦煌变文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仪式文化在敦煌变文传播中的潜在推动作用。 【关 键 词】敦煌变文/讲史/成人仪式/伍子胥/帝舜/前汉刘家太子传 【作者简介】陈烁，女，甘肃临洮人，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汉语及敦煌文学文献 人的成长必须要经历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即人的社会化，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一般而言，一个人能全面行使各种权利，承担各种义务，即视为成人。世界各民族对这一转变高度重视，也形成了与此相关的各种仪式文化，中国早期儒家文化中的“冠礼”即为其典型。[1]由于生活习俗和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成人仪式也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素往往有相通之处。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既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受到其他民族原始文化的影响。在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敦煌民众对“成人”的本质和人生社会意义的认识也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并通过对某些历史人物故事的展演传唱而表现出来，在敦煌变文中尤其有深刻的体现。下文即以敦煌文学中的讲史类变文为例，对隐含其中的成人仪式文化进行考察与论述。 一、敦煌讲史类变文及其故事渊源概述 敦煌变文的题材，大致包括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佛经故事等类型[2]，历史故事又与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相结合，组成了一系列以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为中心、情节婉转曲折的变文故事，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舜子变》等即为其典型。此外，以古代帝王人物为中心的《舜子变》和《前汉刘家太子传(变)》，也具有丰富的仪式文化意义。下文即拟在对上述五篇变文故事情节与历史渊源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其仪式文化内涵进行深入解析。 (一)《伍子胥变文》。有关伍子胥的故事，敦煌卷子中共有四个写本：P.2794、P.3213、S.328和S.6331，虽有一定残缺，但其结构相对完整、内容丰富，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该篇变文在《左传》《吕氏春秋》《史记》《吴越春秋》等书所载伍子胥事迹的基础上，曲折详尽地演绎了伍子胥为父兄复仇的故事。对于其故事形成的文化背景，刘修业分析指出，伍子胥故事可能是在变文讲唱的表演需要下，“一面似乎是因着乞食浣纱女事而演变出来，一面怕是受战国时代刺客们常有遇到其妻或其姊的影响，互相关联而误传出来”[3]。黄亚平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古今伍子胥故事的演变，认为这一故事的流传存在民间口述和史传记载两个系统，两个系统在流传中“相互渗透，取长补短，使故事不断趋于完善”[4]。这些论述说明，自先秦时期开始，伍子胥故事的核心要素就已经形成，并已具有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以敦煌变文为代表的口传系统，只是增加了故事的人物和情节。 那么，敦煌本《伍子胥变文》故事主要表达了怎样的思想主题呢？学术界一般认为，该篇变文的思想主题是复仇与报恩。陈筱芳分析认为，变文通过对伍子胥复仇故事的叙述，突破了“忠君观念和家族血缘观念的藩篱”，表达了“美善击败丑恶，弱小战胜强暴”的价值取向[5]。然而仔细审读全文，《伍子胥变文》对于以往伍子胥复仇故事的特别渲染，似乎恰好反映了血缘关系和血亲复仇的强化。尹富分析认为：“《伍子胥变文》中的血亲复仇，从其手段和范围来说，已达到了该故事在历代流传过程中的极致，凡是在当时现实中不可能做到的复仇行为，在变文中全部得到了实现”，“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6]。但问题是，为什么从先秦以来，伍子胥的复仇故事一直传唱不衰？伍子胥的复仇行为与报恩行动之间，是否又有内在的联系？上述问题连同伍子胥逃亡过程中诸多神奇细节，无疑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汉将王陵变》与《李陵变文》。这两篇变文均叙述汉代历史故事。《汉将王陵变》在敦煌写卷中有P.3627、S.5437、P.3867等四个写本，主要叙述了楚汉相争时期，王陵和灌婴夜袭项羽军营，大败楚军；项羽大怒，用计抓住王陵之母以为人质，并命其招降王陵；陵母不从，又恐儿子因此误中楚军奸计，遂假意劝降王陵并借机自刎于楚军之中，以成全儿子王陵扶汉灭楚的忠烈事迹。故事源出《史记·陈丞相世家》，但又经历了复杂的改变，并增加了王陵、灌婴夜袭楚营等突出情节，王重民先生对此曾有深入考证[7]。文中塑造了王陵、陵母、刘邦、项羽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尤其是陵母疾恶如仇、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从仪式文化的角度看，本篇变文故事也是引人深思的。 《李陵变文》在敦煌写卷中只有一个本子，今藏国家图书馆，新编号0866，另有巴黎图书馆藏P.3595号《李陵苏武执别词》，均收入了《敦煌变文集》中。李陵事件，最早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但梁玉绳《史记志疑》已证其不可信，稍后《汉书》的记载则相对详细。敦煌本《李陵变文》在史籍所载基础上，详细铺叙了李陵英勇善战、兵败投降及其复杂矛盾的内心变化，塑造了李陵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及为人之臣的痛苦与悲剧。虽然结局不同，但在所反映的思想主旨和文化内涵方面，与《汉将王陵变》是有不少相通之处的。 (三)《舜子变》。敦煌写本中的舜子故事有两个抄本：甲本S.4654和乙本P.2721，两个写本不同，互有残缺，但相合后可以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舜作为古来相传的五帝之一，敦煌变文主要表现了他事母敬父的突出孝行，这主要是通过有关古史传说的改变而实现的：在《史记》《尚书》等记载中，舜有着非凡的血统和神奇的降生经历，但在《舜子变》中，他却是瞽叟和乐登夫人这对普通夫妇的儿子；当然，变文在取消舜的先天神圣素质的基础上，也增加了新的神话内容，主要包括“修仓被纵火”、“淘井被陷害”等情节，强化了舜被后母陷害的离奇遭遇。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陷害的过程中，虽然历经艰险，但舜还是每次都能够在某些神奇力量的帮助下，顺利逃过劫难。 舜的故事来源久远，由于故事情节的不同，叙述的重心也略有区别。张鸿勋曾将《舜子变》的故事情节与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故事相比较而指出，二者的基本情节和叙述都“极为神似”，敦煌变文中的舜子故事已“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转变成了以通俗人物为主，以家庭内部人伦关系为题材，表现父子、母子、兄弟间关系的社会生活故事”[8]，并推测其主题应是所谓“后母型故事”或“灰姑娘型故事”。刘惠萍在此基础上借助于美国学者帕里和洛德“口头程序理论”，从“主题”、“程序”、“套语”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舜子变》的口传文学特征[9]。上述论著对于《舜子变》复杂的口传文学背景的分析，对于进一步解读其仪式文化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正是由于史书系统和口传系统的交织，使得舜子故事的仪式文化内涵在敦煌变文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四)《前汉刘家太子传(变)》。前汉刘家太子故事在敦煌写卷中共有四个抄本：P.3645、S.5547、P.4692和P.4051，其中以P.3645内容最为完整，首尾无缺，后题“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S.5547等卷则均有残缺。与上述变文相比，《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的故事则较为复杂，除了叙述前汉刘家太子因皇室内乱而逃亡，历经危难最后在多人的帮助下恢复帝位外，还讲述了张骞往见西王母的故事、宋玉向孟尝君荐友的故事、燕昭王误解郑简公来信的故事，以及汉哀帝宠臣董贤的故事等内容，它们的相互关系值得探究。 在对敦煌变文的研究中，《前汉刘家太子传(变)》所受关注度较低。准确识别该篇变文中“刘家太子”的实际身份，乃是深入把握其故事主旨的关键。根据变文所述“刘家太子”最终恢复帝业的事迹，一般认为故事的主人翁乃是东汉的开国之君刘秀，所谓“太子”云云不过是通俗文学惯用的一种“移位”手法。金文京’根据变文末尾的点睛之笔“故云：‘南阳白水张，见王不下床’，此之谓也”[10]而分析指出：“这一故事的主旨乃在于强调南阳白水张氏对刘氏汉朝的莫大功劳，说明张老父子对前汉太子复兴汉朝的事业功不可没，以致其后代在皇帝面前得以不拘常礼，享受殊遇”；“南阳白水张”乃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敦煌张氏所自出，因此这个故事的目的“不外乎强调他们家族和中原本地的渊源关系，藉以光宗耀祖并提高其在敦煌的统治权威”[11]。循此思路，金氏进一步指出，文中所述张骞、宋玉、郑简公、董贤之故事，或与“南阳”地理区位相联缀，或与王莽政变相呼应，五个故事的内在结构关系也因此迎刃而解。上述考证，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的内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如上所述，《前汉刘家太子传(变)》虽然与敦煌张氏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其主体讲述的乃是“前汉太子”流亡和复国的故事，其类型与日本民俗学者折口信夫所说的世界各地神话传说中的“贵种流离谭”故事相合。金文京将其与我国广东地区木鱼书中的类似故事结合起来考察，称之为“太子走国故事”，并指出其结构里面“隐含着神话或王权传说的主题”，与成人仪式有一定的关系[12]。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变文中与成年仪式关系密切的篇目并非仅限于此，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几篇变文均与成年仪式关系密切，也与中国上古时期的某些帝王传说相通，下文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