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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集祖本王洙本在系年上的源头性 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苏州郡守王琪取王洙所编《杜工部集》二十卷，协同裴煜重新编订、补充遗阙，镂板刊行，为今存一切杜集之祖本。王洙本《杜工部集》今存者为毛氏汲古阁藏两种相俪之宋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曾列入《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影印出版。关于王洙本编纂之情形，宋人王钦臣录其父王洙话语而作之《王氏谈录》“修书”条载：“按公所修之书……杜甫诗，古六十卷，今亡。世传二十卷，止数百篇，参合别本，以岁时为类，得编二十卷。”⑦所谓“以岁时为类”，当分别观之。“为类”即分体，“岁时”即分体后编年，换言之即“分体编年”。王洙本经过王琪等人的重新编订，其“分体编年”之模式不变。王琪《杜工部集后记》称：“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先分古体、近体(分体)，然后“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编年)。可见，无论是王洙本，还是重新编订的王琪本，在分体之下，其诗篇次序皆有编年之意。今存王洙本既为一切杜集之祖本，其编次为现存最早之系年，其中或许包含了王洙、王琪所能看到的更早杜集之编年线索，⑧即更靠近杜甫时代的编年。我们在校勘上，既然以王洙本为祖本而重视其源头性，那么在编年问题上，也应重视王洙本的源头性，在没有其他可靠证据与推理之前，应该尽量遵从此本的系年编次，不妄加改动。 王洙本作为祖本，其若干旧次，宋人、清人有代表性之杜集编次仍从之，如《飞仙阁》《禹庙》《宿凿石浦》《早发》《过津口》等。但是，诸家皆沿袭王洙本旧次的情况已经不多了，更多情况是脱离王洙本旧次，另为编次。如果有确实的依据，这种编次当然是合理的进步；但如果依据不充分，或者并无依据而妄加编次，则不但从校勘的原则来说毫无必要，甚至有可能出现错误，最终发现还是以王洙本旧次为合理。 如《宗武生日》“小子何时见”一诗，《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杜陵诗史》、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黄氏《补注杜诗》皆系于“宝应元年(762)梓州作”。黄鹤补注解释说：“梁权道从旧次，编在大历元年(766)。然诗云‘小子何时见，高秋此日生’，则是时宗武不在侍旁。案，公《熟食日示宗文宗武诗》云：‘松柏邛山路，风花白帝城。’则公在夔时，宗武未尝不随侍，而诗乃云‘小子何时见’，殆非在夔作甚明。意是宝应元年(762)秋在梓州作，是时家在成都也。明年秋晚，公虽往阆，而家在梓，然去家未几，相距不远，亦不应形‘何时见’之句，当是宝应元年(762)作。”清初杜诗编年集大成之本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即采黄鹤说，此后读者面广、影响大的杨伦《杜诗镜铨》就沿用朱鹤龄编次。总之，宋代至清代的注家(赵次公、鲁訔编年系统《杜陵诗史》本、刘辰翁评点本、黄鹤、朱鹤龄、杨伦)普遍将此诗系于宝应元年(762)梓州作，大历年间夔州说(王洙本旧次、梁权道、仇兆鳌)支持者寥寥。对此，仇兆鳌《杜诗详注》回应说：“梁氏编在夔州诗内，得之。黄鹤因首句‘何时见’，遂疑宝应元年(762)。公在梓州，宗武在成都，其实首句不如是解也。至德二载(757)，公陷贼中，有诗云‘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此时宗武约计五岁矣。其后，自乾元二年(759)至蜀，及永泰元年(765)去蜀，中历八年，宗武约十四岁左右矣。此诗都邑、乃指成都，其云‘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则知作此诗，又在成都之后矣。”洪业《杜甫》第十二章《孤舟增郁郁》同意仇氏说，又略作调整，系于大历三年(768)江陵时期：“《宗武生日》可能作于晚秋时节，当时杜甫一家仍在卫钧处做客。我对这个孩子生日日期的猜测没有错的话，他现在的年龄正好十二岁。此诗引起三个问题：(1)宗武是杜甫此前诗歌所说的骥子吗？此诗题下注称：‘宗武小名骥子。’这不是杜甫的自注。《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16认为是王得臣所为，《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9认为是伪王洙所为。我倾向于认为宗武是诗篇《得家书》所说的熊儿，参见我对该诗的注释。(2)这一天父亲和儿子是否在一起？赵子檪把第一行读作‘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小儿子’。因此他将此诗置于762年秋天，杜甫那时和成都的家人分开，正在梓州。我赞成仇兆鳌卷17对此的反驳：第一行应该理解为‘儿子是哪一天出生的’。这一提问由第二行诗句回答。最后两行诗句则很清楚地表明父亲出现在小小的生日聚会上。(3)第三行诗句说，‘自从都邑语。’都邑指哪里？仇兆鳌认为是指成都，将此诗置于767年秋天夔州时期。但在成都时，杜甫一家住在江村，而不在城中。而且，767年秋天，杜甫身体状况不错，不像此诗第九、十行所描述那样。看起来768年杜甫一家在江陵居停的那几个月的情况与此诗比较吻合。江陵在760年被定为南都。”总的来看，仇兆鳌说释首联最为合理，洪业的考证又能吻合杜甫的其他行迹，⑨故今人普遍接受大历年间系年。其实，此诗王洙本旧次在大历年间夔州诗内，置于《九日诸人集于林》与《又示宗武》之间。诸家众说纷纭，最终回到王洙本旧次系年。可惜仇兆鳌和洪业都没能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正可引为奥援。 又如《喜雨》“南国旱无雨”，王洙本旧次在《渡江》与《送韦郎司直归成都》之间。宋人系年有广德二年(764/鲁訔、梁权道)与永泰元年(765/黄鹤)两说，清人皆从永泰元年说。洪业《杜甫》第九章《此生那老蜀》则系于宝应元年(762)：“自从杜甫的朋友严武担任了驻节成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之后……他当然会时常给能干的节度使提出建议。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有一篇《说旱》就是写给严武的。从前一年的十一月以来有好几个月没有雨雪，持续的干旱被认为将会毁掉春天的作物。我们的诗人建议节度使迅速判决管辖区域中所有的案件，希望这个地区所有的监狱能够清理一空。……我们不知道严武有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但显然雨最终降落，谷物应该存活下来了。《喜雨》通常都被系于永泰元年(765)春天。而我们从系于此年的其他诗篇中看不出成都有干旱的迹象。因为我将此诗系于宝应元年(762)。”洪业独异众说，而恰与王洙本旧次相符，且与杜甫作于宝应元年(762)之同题诗《喜雨》“春旱天地昏”亦合。另外，《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解释“南国旱无雨”云：“南国，指荆楚也。”由王洙本旧次及洪业系年可知，南国当指成都(成都时号“南京”)。退一步讲，即使“南国”指荆楚，诗亦当作于蜀中，因为杜甫作于宝应元年(762)之同题诗《喜雨》云：“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安得鞭雷公，滂沲洗吴越。”末句指宝应元年八月台州袁晁之乱，可见老杜正以为即使吴越无雨，影响亦及于巴蜀也，遑论荆楚。 可见，王洙本旧次或者有更古之本的编次遗迹，符合杜诗写作时地原貌，或者有王洙、王琪编次的其他细致考虑，后世注家或未能体察入微。因此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应尽量不予改动王洙本旧次。如果不明王洙本旧次用意，随意改动，往往会丢失王洙本旧次对杜诗的某些关键理解。试举一例，《阁夜》“岁暮阴阳催短景”一首，王洙本旧次在《奉送卿二翁统节度镇军还江陵》与《白帝城最高楼》之间。《杜陵诗史》系于“大历元年(766)春后迁夔州所作”，编次从之。其余诸家系年皆同，编次皆异。王洙本旧次将《阁夜》与《白帝城最高楼》相系联的原因是，西阁即为“白帝城之最高楼”也。洪业《杜甫》第十一章《夔子之国杜陵翁》谈西阁问题最为透辟：“城池的西南侧位于从江上突然崛起的一块大岩石上。岩石上还有一座木制的建筑物，能居高临下鸟瞰大江和江岸的大部分区域。这可能就是西阁……从《西阁雨望》一诗可以推断，西阁上层有一个带朱红油漆栏杆的走廊，也许环绕这个建筑一周。可能就是在这个走廊上，我们的诗人饱览万象，倾听群籁，然后将它们写到这些诗篇之中，如《秋兴八首》《八哀诗》。”西阁对杜甫夔州时期创作的意义如此之大，正在于它是从物理因素上(“最高楼”)引领诗人的心灵超拔于尘世喧嚣之上的清明灵台，王洙本旧次恰恰揭橥了这一关键之点。 杜诗编年，后世诸家往往有不同说法，各有理由，难辨高下。如果没有其他可靠证据，那么，在系年编次问题上不妨参照文献校勘之原则，遵循王洙祖本旧次，则可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如《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王洙本旧次在《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与《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盌》之间，吴若本同。《杜陵诗史》系于“上元二年庚子在成都所作”⑩，黄氏《补注杜诗》、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皆从之。黄鹤补注曰：“当是与《觅桤木》同时作，乃上元元年(760)。”诸家系年中，蔡梦弼《草堂诗笺》虽与《杜陵诗史》同属鲁訔年系统，而独将此诗系于“永泰元年(765)云安作”；清代杜诗编年之始的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又将此组诗置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后，视为修补草堂之用，而非创建草堂之始。蔡、朱二家之编次理由皆向壁独造且又未明言依据。故可按照王洙本旧次，系于创建草堂之始所作。在这里，王洙本旧次成为通行编年的源头性依据。 如《宾至》、《有客》两篇，仇兆鳌《杜诗详注》指出：“旧以此章为《宾至》，下章为《有客》，诗题互错。按此诗云‘有客过茅宇’，当依草堂本，彼此改正。”按，王洙本旧次二诗并未联缀(吴若本亦然)，诗题互错之说未可信。详按诸本，首改诗题者为蔡梦弼《草堂诗笺》，而与之同用鲁訔系年的《杜陵诗史》却未改诗题，犹可见此改动全出于蔡梦弼一己之见。长期流传的二题互乙之说可以休矣。 特别要指出，洪业《杜甫》是近现代以来杜甫研究中在系年编次问题上创获最多的著述，其论往往迥异众说而持之有据，颇令人信服；然而，洪业为数不多的几次特别声明须审慎存疑之处，则往往是其系年编次有异于王洙本旧次者，尤其有趣的是，洪业本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巧合。这恰能说明王洙本旧次颇能经受住现代学术研究资料综合及逻辑分析的考验，确有不可替代的合理之处。试举二例如下。 如《乐游园歌》，其中有“圣朝已知贱士丑”一句，明人张綖《杜工部诗通》据此以为当是天宝十载(751年)献赋之年所作：“天宝十载，公献赋，诏试集贤院，为宰相所忌，得参列选序，详诗中‘圣朝已知贱士丑’，似当在此岁作。”仇兆鳌、浦起龙皆从张綖说。而王洙本旧次《乐游园歌》在《丽人行》与《渼陂行》之间。按，《丽人行》写杨玉环，末句“慎莫近前丞相嗔”乃指杨国忠，其时已是天宝十二载(753)矣。这样看来，《乐游园歌》应编在《丽人行》前，王洙本旧次似误。然而，“圣朝已知贱士丑”亦可解为“虽圣朝已知，而我至今犹为贱士”，则可系于献赋后迟迟未得官时期，可推延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得官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之前。细玩“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辞意，不似试笔中书堂刚结束不久之后得以“参列选序”的期待心理，而更符合无限延宕而终不可得的哀怨，这层意味王洙本旧次通过诗篇间前后编排揭示的系年透露出来了。故与其用明人张綖“天宝十载(751)”之新编次，不如仍存王洙本旧次，系于天宝十三载(754)。《草堂诗笺》《杜陵诗史》编次即大致同王洙本。洪业《杜甫》虽将此诗系于天宝四年至八年(745—749)之间，但仍承认“我们不太能确定《乐游园歌》是否作于此时”。 又如《久客》“羁旅知交态”，王洙本旧次在《南征》与《春远》之间。此诗系年有广德二年梓州、阆中(764/黄鹤、朱鹤龄)与大历三年江陵(768/赵次公、鲁訔、刘辰翁、仇兆鳌、杨伦)二说。仇兆鳌《杜诗详注》辩之曰：“黄编在广德二年(764)阆州诗内，蔡氏编在大历三年(768)江陵诗内。是年正月，公出峡。三月，至江陵。秋晚，迁公安。冬，之岳阳。诗言‘小吏相轻’，盖其时落落寡合也。又引王粲、贾生，皆楚中事，应在出峡以后。”按，王粲、贾生为楚中事，此证较弱；小吏相轻，江陵时王司直、卫大郎甚殷勤也，更不切合。王洙本旧次此诗在《南征》与《春远》之间，《春远》云“数有关中乱，何曾剑外清”，是为蜀中所作，则此诗亦当视为蜀中诗。根据校勘原则，在没有新的证据前，仍应遵从王洙本旧次，以黄鹤广德二年(764)说为较近原貌。洪业《杜甫》第十二章《孤舟增郁郁》虽系于江陵诗内，然亦不敢以为必是：“《久客》可能不是作于此时此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