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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及其文学价值 秦汉子书重在说理，但有时候为了特殊的说理需要，还会借助大量的“叙事”技巧来说明问题。这就使得秦汉子书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子书与史书、文学文本中相同的叙事，在目的与情节上有异同，但子书“叙事”已经具有了某些文学色彩。 由上文看，从单纯的“旧业”、“旧例”到具有叙事色彩的“传说”、“小说”，“故事”的涵义在史书记载中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与之相适应，与史书并行的子书，对“故事”的接受与理解，应该主要集中在“叙事”角度，即子书之“叙述传统”，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故事”的题材与模式。 汉武帝时期是对汉家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历史阶段，故汉家“故事”多因循汉武帝之旧例。如《汉书·王褒传》记载：“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侍诏金马门。”此处之“故事”，显然是“旧例”之义。需要注意的是，“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楚辞》等楚人作品已经进入汉家“故事”，成为汉人文学交流与撰述的主要参考对象。二是“故事”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说明它与“文学”的距离更为接近了，为“叙事”功能的增强奠定了基础。 秦汉子书具有说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的特征，子书采“故事”，必定是为了满足其“叙事”功能的需要，进而达到“说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故事”之真伪与准确性成为次要的事情，而借“故事”来“说理”则上升为主要目的。 笔者认为，《孔丛子·记义》记载的“公父文伯死”事，多见于《国语·鲁语下》、《战国策·赵策》、《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礼记·檀弓下》、《韩诗外传》、刘向《古列女传》与《新序·善谋》等书，但它们记载的人物的名字、口吻与叙事的详略各有侧重，这显然与各书撰述目的不同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子书对“故事”的转述，往往不如史书翔实，大多简化故事情节，甚至一句话将整个故事引出来，而重在由此出发去阐发义理，在阐发道理过程中，有时候还会再引其他“故事”以佐证。史书或其他以“故事”题名的著作则不然，它们非常关注故事的完整性与情节的曲折性，往往重在叙述一个故事，而不关注说理。例如《孔丛子》和《汉武故事》都有“子杀母”故事。 《孔丛子》以“梁人取后妻，后妻杀夫，其子又杀之”一句话就将整个“故事”的主要内容说清楚了，季彦与梁相的对话，重在说理。其中，季彦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还引用了《左传》“文姜与杀鲁桓”故事，但也是简明扼要，毫不复沓。而《汉武故事》则不同，由于该故事重点在塑造汉武帝聪敏过人，故通过“帝疑之”、“帝命问之”、“太子答曰”等关键词，将整个故事叙述得曲折，具有传奇色彩。前者显然属于子书的撰述体例，后者则具有“小说”的性质。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叙事”技巧。可以说，子书之“叙事”，很大程度上是史书“实录”向文学“虚构”发展的一个关节点。 秦汉子书的“叙事”与史书“故事”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子书之编撰亦与史书“故事”具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以“春秋”题名的子书，更是如此。例如《晏子春秋》中的“故事”与一般的子书相比，更具“小说”性质。《孔丛子·诘墨》“孔子之齐，见景公，公悦之，封之以尼溪”故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同时见于《孔丛子》、《墨子》、《晏子春秋》与《史记》，但亦有小殊： 《孔丛子·诘墨》“墨子曰孔子之齐，见景公，公悦之，封之以尼溪”事，《晏子春秋》叙述字数最多，说明特别重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墨子》与此大同小异，且二书叙事结构与表达方式十分接近。如首句《晏子春秋》为：“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夫儒，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5]《墨子·非儒》为：“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6]除了封孔子的地点不同，其余毫无差别。这说明《墨子》作为子书，虽然主要是为了“非儒”说理的需要，但也不是不重视对“故事”的详细介绍，但毕竟还是为了“说理”，有些情节，《晏子春秋》表述比《墨子》繁富，有的文字为《墨子》所无。这说明《晏子春秋》更重视故事的完整性与曲折性，更强调“叙事”。 《孔丛子·诘墨》中，晏子说儒者“倨法而自顺”、“崇丧遂哀”、“其道不可以治国，其学不可以导家”，与《史记·孔子世家》的表达方式极为接近。由于《诘墨》是转述墨家之语，故《史记》的记载，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儒家的说法。 这个故事中，《墨子》重在“非儒”，《孔丛子》重在“诘墨”，二者对“故事”的叙事不太重视，而是将重点放在说理上。《晏子春秋》重在通过对话塑造孔子与晏子的形象，对故事情节特别重视。《史记》既重视叙事，也重视说理，情节更为完整。 可见，子书虽然重在“说理”，但有时候也非常重视“故事”的叙述技巧，并且为了说理需要，不十分在意故事的真伪。这是后世文学“叙事”进程中“虚构”的先导，也符合文学审美功能的需要。史书虽然重在“实录”，但在“叙事”过程中，为了“说理”需要，有时候会简化不必要的故事情节，这就为子书补充史书的故事“断链”提供了可能。另外，史书中的这种“简化”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为后世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续写、虚构的空间，从而大大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总体上看，这种既不同于史书“实录”，又不完全等同于文学“虚构”，并且主要与史书“故事”有关的撰作特征，基本上算是秦汉子书“叙事”的一个基本传统。 由此，笔者想到一个问题，即古代子书、史书与文学文本中的共同材料，互有同异，与各种文本的撰写目的、叙事需要有很大关系。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的时候，一方面不能将各种文本相同的材料单纯地放在一起进行“一锅烩”式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不能刻意夸大它们之间的差异。简单地以孰是孰非、孰真孰伪来界定不同文本中的相同文献，是研究者的大忌。也就是说，后世虽然以“四部分类法”将中国古书分为四类，但其中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书目的分类，未必完全准确。在学术研究中，除了讲究学术方法上的“打通”、“融通”，尤其要重视从更细致的材料入手，从“异”中找到“同”，进而总结其“异”、“同”产生之原因，为学术研究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总之，秦汉子书中大量的“故事”、“旧事”，与汉代史书记载的“故事”有很大内在联系，也是秦汉子书“叙事传统”的典型表现。子书“叙事”体现的与史书不同的学术特征，是后世文学文本“叙事”产生的关节点。一方面，古代文学创作的某些手法与技巧，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中国古代不同文本之间对相同材料取舍、运用时的不平衡发展。另一个方面，中国古代某种文体的产生，可能来源于不同的文学体式；同一种文学体式，有时候也能衍化出不同的文体形式。通过对某一“范畴”的深入研究，以往未知或较少关注的文学样式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完全可以尽可能得以还原。无限夸大“历史还原”的作用，当然不符合辩证法，但以历史事件发生之后不可能“完全还原”而彻底否定“历史还原”的研究价值，同样是学术僵化的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