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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 李建中 参加讨论

    二、禀经制式,酌雅富言
    经学乃中国的诠释学,故经学视域亦为诠释学视域。就中国文论关键词的诠释而言,经学的影响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刘勰虽说是舍“注经”而取“论文”,但他论文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依经以立义。《文心雕龙》五十篇,几乎篇篇都要“原始表末”。“始”何谓?经书及创制经书的圣人,故而“原始”实为宗经征圣;“末”何谓?后经典时代对经书的各种诠释,故而“表末”在总论中是依经而正纬、辨骚,在文体论和创作论中是依经而释名章义、敷理举统。概言之,刘勰《文心雕龙》对中国文论关键词的诠解是“禀经制式,酌雅富言”,亦即在辨析并厘定文论关键词之经学本义即词根性的基础上,梳理并勘订其经学解诠。
    一部经学史也就是一部汉语诠释学史,后经典时代汉语诠释学的代表是汉学与宋学。《四库全书总目》之《经部总叙》概述“自汉京以后垂两千年”经学史:“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又《四库全书总目》之《四书章句集注提要》称“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16)经学诠释,从总体上看,汉学之字词诂训与宋学之章句义理,可互为补充;而就文论关键词这一特殊对象而言,宋学的章句义理,较之汉学的字词诂训,似更有理论意味,即如《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朱子的《四书章句》,“《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17)本节拟以朱子《四书章句》对“道”关键词的诠解为例,探讨中国文论元关键词的词根性在经学诠释中的展开。
    我们先来看朱子章句对《礼记·中庸》“道”的六条诠解(18):
    (1)道,犹路也。(《中庸》“率性之谓道”朱熹章句)
    (2)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朱熹章句)
    (3)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中庸》“道之不行也”朱熹章句)
    (4)道者,率性而已。(《中庸》“道不远人”朱熹章句)
    (5)道者,天下之达道。(《中庸》“修身以道”朱熹章句)
    (6)道,兼法则而言。(《中庸》“是故君子动世为天下道”朱熹章句)
    关键词之经学阐释,无论是汉唐诂训还是两宋章句,均有词根性层面的原始表末与释名彰义。上一节以“文”为例讨论文论关键词在五经中的词根孕育和生长,已经看到汉代郑注和唐代孔疏对“文”之原始义的追问和诠解;此一节以“道”为例讨论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在经义疏证中的扩充和展开,可以见出宋学章句虽然重在义理,却也有对词根性的执守和把握,上引第一条材料“道,犹路也”就是对“道”原始义的重述。《说文》“道,所行道也”(19)应是基于经书中关于“道”的使用。《诗经·小雅·大东》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小雅·巷伯》有“杨园之道,猗于亩丘”(20)。两条语料中的“道”,皆为朱子章句“道犹路也”之所本。“道”之释义非常复杂,但由形而下之“道路”而至形而上之“道理”当为辞义演变之主线。古今中外,儒墨道法,任何一家的“道”都要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终极追问,而此义项之词根实乃“路”之起点与终点。此其一。“道”乃规律或者说是对规律的揭示和确证,此义项之词根实谓人须在道路上行走,即《说文》所释“一达谓之道”(21)。离道或越轨喻指不按规律办事,何以能达?此其二。在遵循规律(即行于道)的共同前提之下,不同的个体乃至不同的文化或哲学流派,各有自己的达道方式或曰方法论,此义项之词根则为行道之方,印度原始佛学四圣谛中的“道”即为此义。“道”之种种义项如何昭示后人?言说。言说亦道。用作动词、释为言说的“道”,也是“道”的原始义,即《诗经·?{风·墙有茨》“不可道也”(22),而《老子》首句“道可道”则将“道”之二义集为一语。
    篆体的“道”字,左边的义旁由“行”与“止”两部分组成,意谓在道路上行走,其常态必然是走走停停,不知止歇的行走者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可见由“行止”构成“道”的义旁是对行道状态及特征的真实写照,是“道”的词根性之所在。《中庸》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个“道”已不是“道路”而是“道理”。行道之人有行有止,“道路”对于行走者而言是可以暂时离开的;而“道理”对于闻道、习道、循道、传道之人则是须臾不可离的。朱子章句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既然是“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则“无物不有,无时不然”也(23)。孔子强调,仁义之道对于儒家君子而言是须臾不可离身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4)儒家如此,道家亦然。有人问庄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说“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甚至在屎溺(25)。庄子又是齐生死的,生之道亦为死之道。是故庄子的道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时不在。
    由具象之“道路”上升为抽象之“道理”,是“道”之词根性生长的主线。这一点从一、二两条材料中可以见出;而三、四两条材料则提供了“道”之词根性生长的另一条线索: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道”衍化为有所指谓、有所限定的“道”:所谓“中而已矣”,所谓“率性而已”。孔子哀叹“道之不行(不明)也”,因为“知(贤)者过之,愚(不肖)者不及也”。孔子这里所说的“道”,是儒家的道,是孔子念兹在兹而“民鲜久矣”的中庸之道,故朱子章句有“中而已矣”之诠解。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26)孔子这里所说的“道”,着重于“道”与“人”之关系,暗含着道的实践主体对于道之践行的认知态度,故朱子章句有“率性而已”之诠释。可见这两条材料对“道”的解释,都是有所限定的:“道”已经不是无所不在,而是或在“中”或在“人”了。当然,在朱子看来,孔子的“中庸之道”和“道不远人”,讲的都是“道不可离”,是道的无所不在,是道的弥漫性和普遍性。但这只是儒家的看法,儒家之外的学者不见得会认可。《庄子·天下》篇感叹“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在《天下》篇的作者看来,儒墨道法诸家都是古之道术裂变为方术之后的一家之言、一得之见或一方之术,而只有“道术”才是“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才是“无乎不在”的道(27)。《庄子·天下》篇的观点,儒者亦不会认可。是故《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28)可见各家各派之论“道”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在经学视域下对“道”之词根性的考察。
    《中庸》所记孔子“修身以道”之言是对哀公问政的回答,而“君子动世为天下道”讲的是君子如何“王天下”,是故五、六两条材料中的朱子章句,均可视为在法度或方法的层面对“道”的词根性解读。“道”之形而下层面有“行道之方”之义,而形而上层面则有“方术法则”之释;无所不包的“道”自然有“术”之义,而一方一派之“道”更是各以自家之术为其标志性特征。由此可见,在“道”之词根性生长的两条路径之中,方法论意义上的“道”都是不可或缺的。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意义上的“行道之人”,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行道之方”,是不可能“达道”即抵达目的地的。“道”之词根性的这一重要内涵,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儒家的“中庸”之道,既是一种人格的道德的境界(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所谓“过犹不及”)(29)。刘勰《文心雕龙》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将中庸之道化为他的文学研究方法:“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刘勰深知,他之前的文学理论批评,其方法论通病是偏离了中庸之道,即《序志》篇所言“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知音》篇所云“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结果是“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刘勰论文以宗经为要,“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30),故《文心雕龙》禀经制式,酌雅富言,开篇追原道术,末篇标举折衷,使“道”之词根性打通首尾,弥纶全书。对于《文心雕龙》而言,“道”也是“无乎不在”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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