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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说过：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这话既昭示了经典的高度，也说明了经典的自负与傲慢。经典的难以企及的经典性，足以产生对后来作家的压抑和后来作家对经典作家的反抗，从而构成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它意味着正像歌德和海明威所觉悟到的，任何一个认真的当代作家，都不是同自己的同辈人竞争，而是同古代的伟大人物和死去的优秀人物一决高下。海明威曾说，“这好比长跑运动员争的是计时表，不仅仅是要超过同他一起赛跑的人。他要是不同时间赛，他永远不会知道他可以达到什么速度。”前代经典的存在，就如人类100米竞赛史上的不断被刷新的纪录，跑不进10秒以内的运动员注定会被挡在经典时刻的门槛之外。甚至某些号称武侠经典、女性文学经典之类的作品，也难以在文学经典的高门槛面前获得登堂入室的殊荣。这真足以让后来者焦虑和绝望。在过分的焦虑和绝望的主宰下，甚至无论研究者还是创作者都会产生出一种扭曲、变态的所谓独创行为。因为正像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大学》中所说的，“真正的原创性实在太难了，因为这要求作品既表现出普遍人性真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达不到这种原创性的情况下，将研究与出风头等量齐观、将反传统建立在无知与无畏的基础之上便成为获得“创新”之美名的两种途径。当然也有人自知难以达到不朽而急流勇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俗谚在这类人那里便只剩下了后半句，而长此以往，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的未来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便必然走向一个不可逆转的衰落过程。而事实上，在我看来，人们面对经典的高度，大可不必垂头丧气。因为虽然每个肉身“必死必朽”的人大多不能进入不朽的行列，但却可以留下自己生命和情感的足迹，甚至在一个偶然的时空里拨动另一些人的心弦。至少，当我读到安扎尔杜的如下诗句时，是不禁为其深深打动的。而其作者，恰恰是可以归入布鲁姆多有非议的“憎恨学派”的：1950英里的开放性伤口/划开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庄，一种文化/使我长长的身体虚弱不堪/标界的篱桩扎入我的身体/让我四分五裂啊我的王我的王/这是我的家/是我有着带刺铁丝网的/形销骨立的边缘。 自然，人类并不十分清楚经典生成的内在机制。浪漫主义者主张天才最重要，现实主义者主张生活最重要，女性主义者主张性别政治的正确性最重要，然而人们几乎可以找出反驳这每一种主张的强有力的反证。甚至在《欣赏经典》中，王小波还不忘记叮嘱人们，“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因为“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驴了”。这当然也不无道理，《天鹅湖》是芭蕾舞剧的经典，但最坚强入迷的人看上300遍，也照样会觉得难过至极。但可以肯定的是，经典无疑更经得起人们的不断重读，有经典意识的作家也更有可能创造出不朽的杰作。而所谓经典意识，其中的一个重要构件即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的那种历史的意识，即不仅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领悟过去的现存性：“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意识到自己在人类文化链条上的暂时性的宿命而仍不失对永恒性的追求，或许是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得以产生的一个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