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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与《易经》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 詹春花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黑塞后期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易经》这本古老密典,这得益于他的同乡卫礼贤的《易经》翻译,也与当时包括荣格在内的“智慧学派”对《易经》的推崇不无响应。黑塞在《玻璃球游戏》中赋予《易经》以艺术生命。《易经》是小说的灵感之源、主人公性格发展的推动力和作品主题的组成要素。《易经》在作品中的使用是西方人为反拨技术、科学理性之片面,为抵御蜕化与堕落而培植东方式的虔诚、敬畏心理和返归神性之需的象征,也预示了一种新的思维与文化走向。
    【关 键 词】黑塞/《易经》/《玻璃球游戏》
    【作者简介】詹春花(1967-),女,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近期出版著作有《中国古代文学德译纲要与书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
     
    《易经》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智慧宝藏,经过“人更三圣(伏羲、文王和孔子)、世历三古”的漫长创建与完善过程,成为一部沟通现实世界与未知世界、融哲理与神秘于一体的奇书,它用阴阳两符的时、位演绎,借助天、地、水、火、雷、风、山、泽等中国文字的象形义来喻示事物发展的萌芽、趋势及提供种种可能性释义,体现了一种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高度结合。赫尔曼·黑塞(1877-1962)对儒、道、禅宗等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深入的接触,在他前期小说中留下深刻痕迹,这已引起较多的细致讨论,但他与《易经》的关系在中文领域至今还少有问津。事实上,黑塞勇于涉足《易经》,不仅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而且用作他晚期集大成之作《玻璃球游戏》的核心元素之一。
    一、卫礼贤的《易经》翻译及“智慧学派”
    黑塞接触《易经》有三个相关背景事件:劳乃宣(1843-1921)的易学、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翻译以及凯瑟林伯爵(Hermann Graf Keyserling 1880-1946)的智慧学派(die Schule der Weisheit)。山东宿儒遗老劳乃宣与孔子家族有姻亲关系①,“曾亲炙于一位精通《周易》的硕儒并得到了真传。他珍藏着一束采自曲阜孔子墓的神圣蓍草,可以用它预卜未来——这是《易经》最神秘的地方”②。卫礼贤作为基督教同善会③派往德国“保护区”青岛的传教士,因被中国古典文化所强烈吸引而变为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致力于中国典籍的德语移译,其中翻译质量最佳、影响至大者莫过于《易经》。他在青岛组织尊孔文社时,请劳乃宣主持社务,志在救清更救文化的劳乃宣终于为濒临失传的旧学找到另一柳暗花明之径——西传。从1913年起劳就开始协助他的洋弟子卫礼贤翻译《易经》。据说劳一边给卫礼贤系统讲解《易经》,一边着手另写一本阐释《易经》的书。经过十年磨砺,卫译德语版《易经》终于在1924年问世。这个译本当时“在西方读者所激起的反应很大,受到不了解或不同情的批评甚多”④,但它迄今还是被公认为最出色的西语本,成为诸多转译版本的来源。⑤
    黑塞与卫礼贤是同乡,都是德国西南部黑森州符腾堡人,受到虔诚与开明两种品质的地域文化熏陶。符腾堡的新教是欧洲大陆基督教虔敬派的发源地,卫礼贤的岳父乃离经叛道的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 1842-1919),是黑塞故乡施瓦本地区有名的巴特·鲍尔(Bad Boll)精神疗养院继承人和主持者,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少年黑塞于1892年被父母送到这里来接受布卢姆哈特牧师的治疗;七年后即1897年卫礼贤作为牧师助手被派到布卢姆哈特牧师处工作,后来黑塞称赞卫礼贤终身都“未失去他带着施瓦本烙印的德国风格”⑥,而黑塞自己同样被他的同胞看成是施瓦本的中国人⑦。这一背景是否为二人日后的交往埋下了伏笔尚不得而知,但至少他们之间又多了一层精神纽带。直到卫礼贤在1924年回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工作且《易经》已出版后,他们才有了共同交流中国话题的书信往来和接触(黑塞从1912年起一直定居瑞士)。
    黑塞对《易经》的接受还关系到另一重要人物,即荣格。黑塞结识荣格比结识卫礼贤要早,是在1917年⑧,此前处于“一战”阴影和婚姻危机的黑塞在1916年整个下半年到荣格学生J. B. 朗格处接受了近60次心理治疗⑨,后与荣格成为好友。而黑塞、卫礼贤及荣格又与当时思想前卫的智慧学派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智慧学派是由哲学家凯瑟林伯爵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市创立的一个自由哲学协会,旨在通过多元文化尤其是对东方文化的整合来促进个体对宇宙和自我的认识,以拯救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和人类文化,《易经》是该组织的重要研习内容,别尔加耶夫、舍勒、泰戈尔和荣格等不少名士都是其成员。卫礼贤应凯瑟林之邀参加了1920年11月的开幕式并做报告。同一年卫礼贤结识荣格,在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首次演讲时就应荣格要求,演示了《易经》的运用,并作了事后得到准确应验的预言⑩。卫礼贤的易学及他翻译的道教经典《太乙精华宗旨》给荣格从事的无意识研究以极大启发,受到荣格大力推崇,荣格为之写《易经》英译本(因二战滞后出版于1950年)序言,从而让《易经》名播西方。黑塞虽然在私下里认为自己对凯瑟林所代表的流行言论“不屑一顾”(11),但他实际上曾在1920年为凯瑟林的代表作《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写过书评予以称赞。1926年11月黑塞在一次德国南部之行时遇见了凯瑟林和卫礼贤,黑塞亦被视为智慧学派成员之一,得以近距离观摩接触《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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