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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的重估 读这本书时，一面是为《金瓶梅》中人情的峻急湍流而心惊，一面是想起了格非《隐身衣》这篇小说。在我看来，《隐身衣》与这部《金瓶梅》的解读之作实为互文关系，譬如小说里主人公说：“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想来也多半来自作者对后者的深切认识。 等到通读一过全书，我却发现自己关注的中心转移了：从善恶的隐微书写转移到真妄的显白道出了。事实上，《金瓶梅》之于以往的古典小说的倒转也正在于此。但我关心的是：这种转移真的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吗？它能否经得住作为前提的批判——如同当初对善恶之分那样力度的反思？善恶即便是腐朽的落伍的不合时宜的划分，真妄就一定是合理的取代标准吗？这种关心也不妨说是对真诚本身的警惕。 格非在书中引用了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话：所谓的“诚”，指的是“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不管这个人具体的道德状况如何，他(她)都应该将其自我忠实地袒露在世人面前，而不是通过欺诈的面具文过饰非，给别人制造“善”的假象。不过，这样一种把自己的真实状况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的倾向，往往是通过“恶”的形象加以呈现的。并且进一步得出了结论：文学作者对“恶”的回护与同情，并非表明他们屈从于恶行或者公开地宣扬“恶”，而是在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道德的辩证和反思，从而抒发自我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道德时形成的分裂和痛苦，并重构“自我”与“自由”的关系。 因此，我认为阳明学派的最终影响甚至还不是“引佛反儒”，而是为“真恶”取代“伪善”，为天理走向人欲，铺平了道路。善的内核虽则可以被替换，但伪善犹藏于善的假面之下——伪善之徒尚且有所忌惮，亦不敢胡作非为。再来看真：真是可以附加任何事物的，真善是真，真恶亦是真，它只是强化了它指向的任何一种意义。真字空无一物。 倘若一面贬低善恶，一面拔高真伪——无论前者如何庸俗，后者如何超越——它们都必须被固定在文本的世界。这个道理，就是《金瓶梅》与阳明学派最为深刻的分际：小说非圣无法犹可，而置身现实的思想必须谨慎。无论起初动机是何，都不足以解释结果。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格非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