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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佛眼 作者认为，《金瓶梅》与阳明学派的共同点首先表现在：它们大致生活于同一个时代，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现实状况的混乱、矛盾乃至巨大变革作出反应。但显而易见，如果说阳明学派尚且是引佛入儒，那么在《金瓶梅》里占据制高地位的则全然是佛教的眼光，所谓“佛眼”。 在《雪隐鹭鸶》一书的序言里，格非直言《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通读一过全书，我们就会理解这激愤的结束之处与悲悯的开始之点，都在于“佛眼”之中。 对于激愤，作者这样解释：《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由于作者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过于绝望，对社会生活和人情洞察过于峻厉，对人性的理解又过于透彻，因此，他所构建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终于走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换句话说，作者在作品中所要批判、揭露乃至全面否定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与法律，也包括颓败的道德、虚伪的人情以及装腔作势的伦理纲常。一言以蔽之，作者对社会的否定是全方位的，没有保留的。这种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呈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石破天惊的第一次，具有强烈的“晚明色彩”。 就中提到的“十分危险的境地”，即指虚无主义。《金瓶梅》的作者在创作之初或许已预料到了传统价值的不堪一击(也预料到新价值诞生之前将有“缝隙”弥漫世间)，于是用佛家眼光来收束全书端的为此(可见比阳明学派他看得更远)。这里的含义全在超越二字。当然，超越也体现于绣像本对词话本修改这一点上。 格非在仔细对比了词话本(万历本)与绣像本(崇祯本)之后，得出如下结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虽然以勘破人情伦理的虚妄为己任，但作者通过议论或诗词，也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道德说教。这种说教大部分浅显质朴，有时甚至沉闷乏味，但它毕竟在质疑道德的同时，构筑了道德保护……但绣像本(崇祯本)的作者，在“反道德”的立场上要比词话本激进得多。他将《金瓶梅词话》中的道德说教进行了大量删除，代之以驴唇不对马嘴的“艳情诗词”，同时也“别有用心”地删改了部分文字的内容。 绣像本的内在矛盾是它一方面有着强烈的“去道德化”以至虚无主义的冲动，一方面又将佛道作为可以取代儒家伦理纲常的思想，意图在于救世。简而言之，一面是彻底的绝望：虚妄的无所不在——价值意义的废除，一面是微薄的希望：佛道的草灰蛇线——重建价值体系。重建虽削弱了批判的彻底性。但是无论如何，绣像本皆要比词话本深刻，这可能是作者更为激赏绣像本的原因。 批判在被削弱的同时，也在昭示着《金瓶梅》作者的深层心理：他起于悲愤，却不甘心结于同样的悲愤；起于破坏，但还念念在兹重建。因为悲愤与攻击的意涵都是空洞的，而我们已经知道《金瓶梅》作者因此前置了一个视角，那个佛眼就是要避免空洞出现。于是有了悲悯。 格非对悲悯予以了这样的解说：作者对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失控和欲望横流所感到的深切绝望，迫使他寻找能解释并安慰这种生存和文化绝望的超越性价值系统。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他所能找到的或许只有佛教与道教，即透过“佛眼”来打量并批判尘世的欲望。由于慈悲和哀怜，这个“佛眼”预先就宽宥了人世中的欲望和罪恶，并将人降低到“众生”的地位，一律予以同情。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欲望和恶，周流于世间，给社会生活的人情伦理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破坏，而它又是事先被原谅和宽恕的。 我们当然不可轻率地评价阳明学派与《金瓶梅》面对佛道态度的不同，尤其是论断它们孰优孰劣。首先应当指出——格非在《阳明学的投影》里就开门见山地写道：“由于他们所目睹的是同一个社会现实，《金瓶梅》的这种小说化呈现方式，与阳明学的思辨方式恰好构成了互文关系。”在这一论断里，如果将它们视为两种对时代本身的回应，那么互文成立；但很明显前者的峻厉是绝望虚无，后者的峻厉则救世心切；后者要针砭浊世，前者却似乎是要对旧世道予以彻底意义的解决。它们的回应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在引佛入儒之初，阳明学派毋宁是忽视了“善恶”与“真妄”的不相容、不对等：善恶犹在价值体系之内，真妄则是对前一个价值体系的否定与超越，所以阳明学派“引佛入儒”的初衷最终导向的是“以佛反儒”的结果，这恐怕自不待言。虽然我不同意作者将王阳明救世的欲望与社会体制的瓦解联系在一起，因为崩溃的与其说是社会体制，不如说是旧的价值系统，思想远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格非在这书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阳明一派“引佛反儒”的结果，但他提到了《金瓶梅》一书“以佛反佛”的现象，不过这看似矛盾，却是立足于禅宗义理“空”的超越性立场，对世俗欲望(包括这种欲望向民间信仰的渗透)进行尖锐批判和否定罢了。 合而观之，佛眼的俯瞰既让《金瓶梅》的批判有了动力，也在某种进度上规定了它的尺度，以至最终取消批判，并且为此一中断提供归宿。于是，《金瓶梅》作者意图恢复佛教“源始意义”、本来面目的倾向，最终使得这本书起于激愤，结于悲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