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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情境：传统范式的失效 按照库恩的理解，科学革命最重要的表征和实质就是范式的转换。一方面，这意味着范式的核心价值不容置疑；另一方面，这也揭示出范式的有限性。也就是说，范式不是一个终极概念，并不具有绝对普适性。像人类生命过程一样，范式也要经历从无到有、从有效到失效、从安全到危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的后30年以来(对西语世界和中国同样适用)，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改变，人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和实质性的转变。比如说，时间的深度被削平，人类的历史感愈益淡化，“活在当下”越来越被认可为务实明智的选择。与此同时，人类对外部空间的扩张也愈益频繁，以探索未知、征用资源为名的空间实验越来越合法化和全球化。然而，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发展与物理空间的发展成反比，在人类日渐加快向宇宙空间侵越的同时，地球村也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悄然壮大。而更为重要的是，奠基于这一切具体形象的物质转变基础之上的人类精神世界，也在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缺失也许是当下国人正在经历的最严重的精神危机，由此导致诸如信仰、世界观、价值观、道德体系等一系列混乱无序的问题，因之成为我们不得不承受的恶果，并最终指向所谓“存在的虚无”和“意义的空虚”。新媒体的迅疾发展强化并加速了这种虚无感或空虚感，在某种意义上说，高科技既是福音也是帮凶。一言以蔽之，不论是时空观还是存在论，也不论是精神意识还是历史哲学，都昭示出一个相辅相成的事实，即：对当前的和未来的文学理论及文化建设而言，我们讨论问题的语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了，从而导致我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也有了新的转型。许多在前现代社会无可非议的事实成了当下社会被悬置的问题，人类生活的内在统一性被打碎了。文化研究及理论探索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具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可谓中国文化史及文学理论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这不仅体现在大量的西方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理论在那个时候涌入中国，也表现在自此催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愈益趋向多元化、批判性和反本质主义等特征。从80—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美学热、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重写文学史、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大众文化研究与文学的学科建制等热点问题，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学的“文化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消费社会中的文学生产机制等问题，再到当下的视觉文化或读图时代的来临、网络文学的方兴未艾、文学的生态批评、文学书写与历史表征之关系、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伴随着现实社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快速发展，新的文学现象和理论焦点也不断产生。而在此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过程中，现代性便成为中国学界讨论任何问题无法回避、也不能不参照的知识背景。在现代性的问题视域下，文学理论界渐渐摆脱了以往单纯讨论文学基本问题的路数，比如不再着力于讨论文学的基本概念、文学范畴、文学的属性、学科边界和差异等问题，而将重点转向多学科或交叉学科融合下，文学与人类本身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研究，着力于剖析文学及理论带给现代人的实际影响。前者强调的是文学的形而上特点及其意识形态性，主张以文学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倾向于文学的意义研究和功能研究；而后者强调的是文学作为文化构成之一部分的日常性和社会化，倡导以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为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倾向于探讨文学的建构和理论的生成。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或研究范式。 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角度来思考、新的方式来解决，甚至可能需要创造新的概念和新的标准来重新界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断言，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危机，即旧有的(或部分旧有的)理论承诺——因应过去的、常规的、既定的文化现象而生——已经失效了，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和结构无法再为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提供圆满或合理的解释，由此导致文化的生命活力和发展势头远远超出理论的解释。比如说，“作品”对文学生产场和消费场的解释越来越无力，取而代之的是“文本”；“语言”对知识体系的建构和本质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不得不用到“话语”；科学是20世纪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但科学主义对认识20世纪却并非全能；“同一性”和“本质主义”曾是现代理论体系追求的目标，但却越来越难以解释“差异化”和“多元性”的后现代生活……新的、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呼吁新的理论范式，范式创新或范式转换已势在必行。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出的“范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宏大概念。所谓“宏大”，就是说它不仅要为某个团体提供某种通用的规则，设立约定俗成的标准，还要能够树立模型或范本，搭建一个畅通有效的平台，使这个团体的成员之间以及这个团体与外部世界之间可以实现专业的交流和沟通。严格说来，若要在这一意义上运用科学领域内的“范式”一词，我们几乎难以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找到与之全面、完美对应的概念。但假如换个方式来看，比如我们不强调概念的内涵而关注其外延的类比性，我们或可将科学领域中的“范式”偷换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论”一词。后者像“范式”一样，同样具有一种“宏大性”，同样关乎约定俗成的标准、规则和模本，也同样在当下面临着亟待创新或转换的局面。近年来学界围绕“理论”这一中心词而展开的种种关于“文学理论”、“理论”、“后理论”及“理论之后”的论争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就在其《文学理论导论》中指出过理论的范式意义：“每当日常社会实践和思想实践有所松动，遇到麻烦，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时，大理论(theory of a grand kind)便会异军突起。……理论出现的契机就是某种实践开始回返到自身仔细审视其可能性的条件之时。”[4]中国学者周宪也在其《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一文中简要梳理了理论家族在20世纪的发展流变，得出一系列比较客观公允的结论。他说道：“理论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的同时，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学科的体制化，另一方面又为文学研究领域内明星体系确立及其象征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实际上，理论的崛起是伴随着政治左派的衰落同步进行的，社会的政治实践转变为书本与课堂的理论论争。”而“后理论也是文学理论回归的某种表征”。[5] 这样看来，我们所说的“范式的危机”、“理论范式的危机”、“理论的危机”等等概念，其实包含了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尤其针对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而言，这些危机所要求于我们的其实也大体一致，即切实分析危机产生的具体情境和危机本身，反思、整理及修正旧有的理论范式，基于新的文学文化经验提出新的范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