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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文章“Pauses and Pitches”，以文本当中的句式在朗读过程中需要表现的停顿和音调高低为例，检视了文本在离开原作者之手后，如何被其他人（校订者、编纂者、印刷工等）增添或删减文本中的符号，重新塑造。十七世纪的欧洲见证了书写文化的规范化，标点和字体印刷是题中之义。例如，在前现代时期的英格兰，随处可见标点符号的游戏--或者在“符号诗”中，文中的句号和逗号表示出不同的停顿，但当读者有选择性地遵循或忽视这些停顿，诗文的意思也随之改变；又或者在舞台上，错误的标点符号会产生戏剧性的，甚至滑稽的效果（95页）。 夏提埃在本书中主张的基本理念是，历史学与文学的融合。从方法论的层面说，这个融合有两层意思--既要回到文本所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它的生命历程；也要通过精深的文本阅读去反思，这个文本向我们传达了什么样的历史画面，什么样的在档案史料中无法彰显的声音。这一主张源自夏提埃本人的研究实践和学术谱系，具体说，来自法国年鉴学派的传统、法国当代哲学和欧洲书籍史研究这三个方面。首先，年鉴学派提倡以问题意识（l'histoire-problème）引导历史学研究、以整体史（l'historie totale）和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观念书写历史。其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一起，于1958年出版的 L'Apparition du livre（中译《印刷书的诞生》）成为书籍史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滥觞，且将欧洲书籍研究置于社会史的大背景。出自这一传统的夏提埃，也是时刻将研究的文本对象放在流淌的历史时间中进行考量，这是他基本的史学理念。第二，夏提埃本人偏好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和理论研究，深受福柯、利科（Paul Ricoeur），特别是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的影响。德塞都说，“如今的历史学话语声称是在提供一种真实的内容，然而只是在叙述的形式上如此罢了。”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还原为史料和话语的建构--这样的历史哲学不仅帮助夏提埃同时思考过去的历史、史学编纂与文本写作的关系，而且直接促成了他的书籍史研究方法，即历史学与文本研究的结合。第三，在法国书籍史研究的领域内，夏提埃也借鉴了其他英美等国学者的方法，如作者本人在书中提到的英国的Don McKenzie和意大利学者Armando Petrucci。McKenzie强调，书籍的形式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但被长期忽略的问题，诸如书籍的纸张、页面、印刷字体、排版方式，都是具有诠释意义的书籍元素。Armando Petrucci集中研究欧洲书写历史上处于转型和变化期的文本，譬如手稿与印刷本、普通文本与文学性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侧重点都对夏提埃带来启发，并影响到他后来的研究实践。简单回顾夏提埃的学术渊源，我们不难理解，他是如何博众家之长，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此外，本书所选的文章诞生自过去十多年间，它们自身便也具备了如此的“历史背景”。这些文章都对本世纪初的历史学和书籍史领域的一些热议做出了回应，诸如历史学与语言形态学的关系、微观史和全球史 / 宏观史的关系、数字化与传统书籍的关系。近年来，书籍史这个话题在历史学领域炙手可热，而且也逐渐受到大众传媒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人们对图书和阅读心心念念的缘故，数字图书的冲击促使象牙塔内外都在关心传统书籍和阅读方式的更新、书店模式的去留、新技术的走向和报刊杂志出版业的转型等问题。在本书的多篇文章中，夏提埃都提到电子文本对传统书籍的挑战。他认为，电子阅读和由此而来的数字化编辑、出版方式，都不同于传统书籍。但若观察欧洲书籍史从卷轴到装订书本的转变、从手抄到镌刻再到铅印的历程，这样的变化和断裂其实一直都在发生，我们不必要对电子载体产生恐慌。而且，他还提出，我们如何看待古籍和旧书（比如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的电子版本？毕竟这些技术允许我们看得到，这些文本是如何的数量庞大且具有不确定性--我们通常忽视这一点，因为曾经的印刷版本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矛盾的是，与此同时，这些新的技术将刻印的形式和书写文字的流传，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读者能接触到的书籍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