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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共收录十二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历史和时间的理论探讨，开篇文章“用眼睛聆听死者”是夏提埃2007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这篇可以看作是后面十一篇文章的开场白，阐发问题、叙述学术传统。文中提到的一些例子可以帮助读者建立关于“作者”、“校对者”、“编纂者”、“印刷者”的概念。譬如，生活于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作者，都懂得书籍的形成涉及这一系列的多重工序、多个决定、多种技艺；而“作者”并不是在写书，甚至他们自己的书也不是由自己写出来的。于是，书籍的完成涉及其他很多人的合作或对抗。1619年，身为校对者的Gonzalo de Ayala直言，校对者“必须懂得语法、拼法、词源、标点以及重音的安排”。1675年的律师Melchor de Cabrera强调过，编纂者必须知道如何“放置问号、感叹号和圆括号，因为如果这些对于理解文本十分必要的元素有缺失的话，原作者的意思总是不够清楚的。毕竟，这些东西有哪个被漏掉的话，意思就会发生改变、颠倒或者其他的变化”。几年之后，Alonso Víctor de Parades又说，校对者必须“理解原作者的意愿，理解他送到印刷厂的东西。这不仅是为了添加足够准确的标点符号，也是为了确保原作者不要疏忽了什么，如果有的话，就要建议作者（做补充和修改）”。一个文本的基本的历史性，即形成于双方的协商：一方确定文本内容的写作、体裁；另一方决定它的重要性、印行的物质条件。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文论更多涉及个案研究，也呈现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在有限篇幅内，本文无法一一列举，仅取两三例使读者先睹为快。比如印刷技术和工序：用于印刷的活字都要被集中放在同一个木框里（formes），这样就可以印在同一张纸上。比如说，要印一本四开本的书，每一折（quire，中世纪抄本中常见的四开纸）由两个印刷页面组成，一个formes就会包括第一、第四、第十三和第十六页的内容。1605年版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印成的。哪怕是第二面的活字还没组好，第一面已经可以印刷了。这样一面一面印下来，就特别要求印刷时，要精确地把整本书分割成像将被印好的页面那样。……如果在分割中出现了错误，等印到最后一折、尤其是最后一页的时候，就一定需要对原书做出调整--即由印刷工加入或删掉一些原文的词句。这完全不是原作者的打算，但取决于编纂者或校订者的一念之间。同样的，在本文开头所引的堂吉诃德在印刷店的一幕当中，塞万提斯也提到印刷店的经营问题。堂吉诃德与一个自信满满的译者对谈的时候，讨论到Le Bagatele，一本由意大利文译为西班牙文的书，它在黄金时代的西班牙已是司空见惯。堂吉诃德问译者，“您出版这本书是自负盈亏，还是把版权卖给书店了？”译者说：“我自负盈亏。这第一版印两千本，每本定价六瑞尔，转眼可以销完；我想至少能赚一千杜加。”堂吉诃德答道：“真是如意算盘！看来您还不知道书店的底细，和他们同行之间的勾当呢。您瞧着，将来您背着两千本书，压得腰瘫背折，您就慌了……”（杨绛译本，下卷，448页）中文版的译文中没能准确地表达“版权”和“书店”以及具体的“勾当”是什么。原文是说，印书的店通常是不够诚信的。他们经常做假账，隐瞒一次性付梓的印行数量。实际上他们会印出超过作者（此处的情况是译者）允准他们的数量，然后可以更快地、并以更好的价钱售书，以此牟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