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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问》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对于形式的极端精美的追求，同时在对诗歌形式极度讲究的基础上，挖掘人的精神困境的深度。饕餮包含的“贪婪、欲望”的意义，在这里被应用于“问”的这个动作，表达诗人对于精神生存的无止境追问。 记者：不知您现在身居何处，可否介绍一下近况。 杨炼：自1997年起，我和我的妻子在伦敦住了15年。2012年之后，我们住在柏林，直至现在。伦敦和柏林都是我思想和写作的基地。 简单地说，柏林和伦敦是我生活的港口，不停地让我从这儿出发，又不停地让我返回。而不管是出发和返回，都可以用我的一句诗“眺望自己出海”来概括，是在拓展内心的旅程。 记者：北岛、杨炼、食指、顾城、舒婷、江河、芒克……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打下深刻的“朦胧诗”烙印。以至于今天，人们仍会称您为“朦胧诗代表人物”，您怎样看待这个标签？ 杨炼：我并不太看重朦胧诗人这个标签。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标签，出现过，然后被忘记了，“朦胧诗”这三个字还算幸运。我们的脚曾经踩在一片荒原上，不管脚印多么幼稚，仍然带有一种先锋的作用，从而成为一个历史的标志。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朦胧诗只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起点。如果把人生的起点误以为是终点，只能让我们人生旅程变得非常短促和可怜。我自己非常高兴，早早离开这个标签，开始了我自己的旅程。 我始终是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 记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您开始了旅居的生活。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到美国到德国再到英国，“漂泊”之于您意味着什么？ 杨炼：我确实曾经周游世界，而且现在，还在周游世界。一方面，我的身体在不停的移动，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我是一动不动，因为所有这种旅行都转化为，我对内心的追问和诗歌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没有改变位置。 我通过铸造这个一动不动诗歌之点，衔接了杜甫、屈原、但丁、奥维德，所有这些诗人的杰作和流亡命运，也都在这个诗歌之点上，不停深化它。以诗歌承载人之处境，且唯美的超越，是我们的天命。我主动选择了漂泊，这个选择，包含了出走，也包含了返回。我曾经离散于中国，但从来不曾离散于中文，我始终是一个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 记者：您虽然多年旅居国外，但诗歌在国内却从未“空缺”，您看重自己的诗歌在祖国的存在吗？ 杨炼：我事实上很看重。我以“内在者”的身份，不停参与当下的中文创作；同时又作为中文“外在者”，从国际审视发生在中文之内的状况。在这个双重视角之下，我能保持一种清醒。 当代中国文学的最大弊端，就是人们关在国界之内，关在语言的边界之内。在一种极度喧嚣但是极度肤浅的状况中，通过团伙似的互相追捧，达到一种自我满足。但很多这种喧嚣迈出国门一寸远，就立刻显出了它们的空洞和无意义。 记者：三十多年来，您一直站在当代诗歌的前端，敲击出诗歌的种种可能性。是什么让您保持着创作的生命力？ 杨炼：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敲击出诗歌的种种可能性”，这个语句本身已经包含了另外一个词“不可能”。对于诗人来说，每个诗句都是“不可能”，下一个句子恰恰都要从“不可能”开始。 我的创作生命力来自于对各种层次的“不可能”的认识。我的每一部作品，必须构成一个向前深化、向前递进的阶段，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验证一次一次对不可能的认识，同时验证我一次一次从不可能开始的能量。 记者：《今天》杂志在2013年进入了100期，您如何评价过去的《今天》和现在的《今天》？ 杨炼：《今天》在当代中文诗的历史上，是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杂志。《今天》的作者，抛弃了大而空的政治词汇，回返到土地，太阳，生命，死亡，河流，等等。《今天》之后，诗不再是和非诗进行争夺，而是诗歌和其他诗歌之间的竞争。从《今天》开始，一个当代中文诗的传统建立起来了。 我们需要一个杂志，能够呈现出当代的深度，具有突破性和挑战性。对于《今天》的今天，是否具有这样的含义，我表示存疑。当然这不关我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