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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是在各个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碰撞、影响与融合的过程中发展与完善起来的。中国早在汉、唐时期就以大国的姿态、盛世的自信和阔大的胸襟向世界开放，既毫无保留地把我们的文化播扬四海，又对外来文化博采众长，就像鲁迅所说“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承载载体的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其自身也在各民族相互交流中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就应该以这种开放的世界的眼光来考察和分析中外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情况。对异域文化的输入，了解哪些是人家找上门主动“送来”的，哪些是我们放出眼光自己“拿来”的，这“送来”与“拿来”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对我们的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样，对我们本民族文化的输出，也要搞清哪些是我们主动“送去”的，哪些是被人家主动“拿去”的，这“送去”和“拿去”的究竟是什么，其在域外传播与接受的情况怎样？ 就一般的文学研究者而言，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学接受外来影响均有所了解，因为新文艺运动就是由一批“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有海外游历或学习经历的知识分子来提倡和发起的。就像鲁迅所说：“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初时，也像巴尔干各国一样，大抵是由创作者和翻译者来扮演文学革新运动战斗者的角色。”所以，严复翻译《天演论》，其“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影响；“林译小说”为人们认识和了解西方打开了文学的窗口，改变了传统的视小说戏曲为“末技小道”的观念；鲁迅的创作受果戈里、契诃夫、厨川白村等的影响；惠特曼开启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灵感；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关系密切；泰戈尔的诗对冰心小诗的影响；雪莱、拜伦对徐志摩的影响；杜威对胡适、白碧德对梁实秋的影响等等。可以说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然而，对我们本民族文化的对外输出，或者更具体地说对现代中国文学在域外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则大都知之甚少。造成这种情况有诸多原因，比如与我们“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内敛性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清末闭关锁国形成的西强东弱的文化落差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很少有人有能力又有耐心来系统地考察和梳理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域外传播和接受的情况。就笔者所见，钱锺书是较早较有系统地做这一工作的学者。他在牛津大学所作的10余万字的学位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通过考察大量的17、18世纪英国人的书籍、文章、信件、日记及谈话记录等，让人们看到当时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特别考证和介绍了《赵氏孤儿》和《好逑传》在英国的翻译和传播。可惜的是，该文没有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在域外传播与接受的情况，且是用英文撰写的，至今没有中文译本。限制了一般人的阅读与了解。 近读杨四平的新著《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颇有眼前一亮之感。该书从译介、传播与接受的视角，系统而翔实地考察与分析了现代中国文学在域外传播与接受的现实情况、过程动态、文本接受与形象塑造，并就总结现代中国文学在域外传播与接受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域外输出的可行性构想和学术的依据。全书既有对现代中国文学在域外传播与接受的时间上的历时性的梳理，如从早期传教士的文学译介与留学生们的文学传播，到当下市场经济下的文学交往的线性勾勒，又有空间性的展示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苏俄及欧美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既有全景式地扫描，又有专题性的结账式地考察与研究。如对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在朝鲜、日本、法国的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对王蒙、莫言、残雪等作家作品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等均有较详细地考察与研究。读此书，不仅使我们认识了最早致力于向域外传播中国文学的陈季同和曾朴，使我们知道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坎坷历程，也使我们了解了“他者”通过现代中国文学的媒介所了解的中国形象的变化历程，即由“贫弱中国”形象、“红色中国”形象，到“开放中国”形象。 总之，就像作者在本书序言所说：“本书首次勾画出现代中国文学海外行旅与接受的谱系，反思语言思维、历史文化、诗学观念、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与现代中国文学海外接受的复杂纠缠，分析中国形象在现代中国文学海外接受过程中的塑造，以及从文化战略层面思考现代中国文学‘走出去’、‘走进去’与‘中国学’建构之新世纪新命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