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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认为，中国思想界的精英享受着思想深刻的优越感。在他们看来，肯定什么，是浅薄的标志；否定什么，是深刻的标志。相对主义，就是怀疑主义。当今知识分子扮演着满腹狐疑的形象。以“文革”时期的文学为例，他认为文学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尽管文学的样式在不断改变，所以不能违背客观事实去过分抬高“文革”时期文学作品的价值，因为历史是可以原谅的，文学史是不可以原谅的，经典有经典所需要的品质。 谈到文学的根本意义，他用椅子作比喻，椅子形式很多，但功能是一致的，粗鲁地说，也就是“安放疲倦的屁股”；文学呢，其根本意义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他具体谈到，人性的基础维度，一是道义二是审美。一方面，文学有利于人性的改造。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中，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于文学。今天，文学的力量可能不如从前，但它的意义却愈加凸显。“文学能让我们保持一份对道义的神圣回忆。从《追风筝的人》《朗读者》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道义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学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能帮助人类养成情调。“情调属于美学范畴，美的意义并不是谁都能意识到。人们在意的可能是思想、知识。当下，美成为被放逐的对象，美成为一个矫情的职业。这是中国特有的语境。” 就中国当下文学的现实而言，曹文轩认为，美的缺失，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是把丑与脏混为一谈、把虚伪与假混为一谈。其中，一个怪现象就是通过写厕所去证明写作的真实感。“我常问，究竟怎么了？作家为什么不能谈崇高、谈美？谈悲悯，成滥情；说风雅，成附庸风雅。我们在玩命地追求真实。”同样是写厕所，马尔克斯笔下的厕所，有着前列腺出问题的老人对青春已逝的伤感。“而我们的作家写厕所的时候，后面有这样的思想含义吗？没有。”这是美在文学中缺失了。他认为，不仅如此，在当今中国的教育、建筑、服装等其他领域，美也缺失了：学校要培养的是完人，但审美教育已经窄化成音乐、美术课程；江浙农村，发达了的农民用毕生积蓄盖起一座座丑陋的建筑，砖头外面是水泥，水泥上面是瓷砖，还专门贴一种白色的长条瓷砖，空间分割也不讲美，最大的空间留给卧室，而不是客厅；中国人在海外购买奢侈品，广为流传的口头禅就是“还有吗”，问得外国店员目瞪口呆，惊讶“这个国家怎么富成这样，怎么有如此强的购买力”，而与此同时，国外的很多景点都有汉字书写的“请不要大声喧哗”。 “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在极端强调现实主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保留一份体面呢？”曹文轩的最后亮剑还是落实到文学：“我把悲悯情怀看得很重要。悲悯永远是文学的基本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