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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谨严”到“浮夸”——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 王先霈 参加讨论

    三、从“谨严”到“浮夸”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
    《左传》在许多地方突破了《春秋》的“一以礼为归”,不以作者的伦理评价篡改历史事实,这是叙事理念的重大进步。那么,在叙事技巧、叙事艺术上,《左传》与《春秋》相比,孰高孰下呢?我们先看韩愈对此一问题的态度,《进学解》里“《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与“《易》奇而法,《诗》正而葩”等句子不是相同的结构,后者是并列的对两部经典艺术风格的评述论断,被评的两部书没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前者说的是密切相关的两本书的比较,可以看做是对中国历史叙事艺术发展的一个最简要的动态描述,在这个描述中,字面上是推崇《春秋》,实际上韩愈更钟情于《左传》。从“谨严”到“浮夸”,《左传》的叙事艺术相对于《春秋》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它们建立的叙事范式哪个才是优越的?古来不少论者颂扬《春秋》而贬抑《左传》。宋代李明复《春秋集义》说,“尹焞曰……尝闻先生(程颢)云,圣人文章,载在六经,自左丘作传,文章始坏,文胜质也。”程颢认为历史叙事应该“质”而不能“文”,即应该如《春秋》之“谨严”,不能如《左传》之“浮夸”。杨慎《升庵集·辞尚简要》说,“古今文章,《春秋》无以加矣,《公》、《谷》之明白,其亚也,左氏浮夸繁冗,乃圣门之荆棘,而后人实以为珍宝,文弊之始也。”杨慎认为“浮夸繁冗”是历史叙事之“弊”,以上两人都把《左传》的叙事范式视为“坏”的开端。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朝报是后世由朝廷门下省定期编定昭告各方的大事记,《春秋》据各国档案编辑而成,那些档案主要是其时的朝报和赴告,正是大事记体式,只是记下事件的名目,并不叙述事件过程和具体内容。当然,《春秋》对史料经过慎重选择,是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其开创之功不可否认,但在技术和艺术上尚在草创时期,《左传》与《春秋》比较,在叙事艺术上有三点显著的跨越性进步。
    第一,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繁与简、文与质,要视具体情况而论,当繁则繁,当简则简,当文则文,当质则质。一味地尚简尚质,一概地否定繁与文,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存在的一种片面倾向。从任何国家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发展历程看,最初必定是简陋的、粗略的、质朴的,经过漫长时间经验的积累,逐渐丰富,才出现了详尽丰赡的叙事。
    《史通》说,“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他指出《左传》的长处之一是“每事皆详”,“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徵近代则循环可复”。《春秋》是记事体,《左传》是叙事体,刘知几说,“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在现代叙事学看来,“叙事被视为因果相接的一串事件。若借用亨利·詹姆斯的比喻,这些事件就如同一串珠子,有开头、中部和结尾。”“叙述沿着一条现成的路径从头到尾重新追溯事件。”⑦记事是系了若干结子的绳,叙事是熠耀生辉的一串珍珠。杜预说《左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使读者得以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就是把《春秋》里事件的名目,完善为有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完整故事。有枝有叶,细致生动,所谓“浮夸”,乃是叙事艺术趋向成熟的标志,没有《左传》就很难有《史记》和《汉书》,《左传》是良好的新开端,不是囿于经学的古人所认为的“文弊之始”。
    第二,《左传》叙事的更加突出贡献是,不仅写出了许多完整的故事,而且写出了人,写出了人心、人性。
    元代陈则通《春秋提纲·论左氏》说,“论圣人之谨严,则左氏于《春秋》为有过,论《公羊》之俗、《谷梁》之短,则左氏于《春秋》为有功。……郑伯克段,二传未有以发祭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独详之,吾是以知郑伯之心。此类有功于天下后世者不少,微左氏,吾何以知《春秋》哉!”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如陈则通所说,写出了郑伯之心,同时还写出了姜氏之心、共叔段之心、祭仲之心。庄公即位.姜氏立刻出面为小儿子挑选封地,暴露出她心怀异志;郑庄公察觉了他们母子的用心,却不说破,而以爱护的姿态让他们另行挑选封地。杜预注说,“谓之京城大叔,言宠异于众臣也”;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说,“‘谓之京城大叔’一句,极有神采,叔而曰大……隆重尊严、威仪逼人之状如见,以为祭仲谏首引。”竹添还说,“子姑待之”“一‘待’字露出本心。”庄公表面软弱,其实深藏杀心。“祭仲闻‘子姑待之’一语,全局已透,故任段肆偪,不必更发一言,但坐待其逐而已矣。”“‘闻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窥伺之密。”姜氏母子一直是在庄公的严密监视之下。清代魏禧《左传经世钞》说,祭仲说的“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早为之所’四字,正理、权术俱尽。祭仲老奸,却说得浑然无病。凡谋人骨肉之间、言人亲暱之事,最要做事有次第,安身向间稳处,若稍一鲁莽,则必生疑忌,而祸反中其身,古今如此者不可胜数。”故事尾声是又一场戏,颖考叔和郑庄公戴着面具一本正经地做戏。“考叔故非孝子,庄公亦非孝感之人,君臣机诈相投,以欺一世”。这些都是《左传》用描写暗示出来的。真德秀《文章正宗》引吕祖谦之语说,“左氏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始言‘亟请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后面言‘姜氏欲之,焉避害’,此全无母子之心。盖庄公材略尽高,叔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庄公之心愈緩。待共段先发而后应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於己与收貳为已邑,庄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后来罪恶贯盈,乃遽绝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帅师伐京,段奔鄢,公又亲帅师伐鄢,于其未发,待之甚缓,于其已发,追之甚急。公之于段,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者也。然庄公此等计术,施於敌国则为巧,施於骨肉则为忍。此左氏铺叙好处,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把《春秋》的六个字,扩充到五百余字,写出事件的曲折历程,写出母子君臣至少六个人的性格心理,这样的“浮夸”,难道不是远胜于“谨严”,不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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