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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谨严”到“浮夸”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 《左传》在许多地方突破了《春秋》的“一以礼为归”，不以作者的伦理评价篡改历史事实，这是叙事理念的重大进步。那么，在叙事技巧、叙事艺术上，《左传》与《春秋》相比，孰高孰下呢？我们先看韩愈对此一问题的态度，《进学解》里“《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与“《易》奇而法，《诗》正而葩”等句子不是相同的结构，后者是并列的对两部经典艺术风格的评述论断，被评的两部书没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前者说的是密切相关的两本书的比较，可以看做是对中国历史叙事艺术发展的一个最简要的动态描述，在这个描述中，字面上是推崇《春秋》，实际上韩愈更钟情于《左传》。从“谨严”到“浮夸”，《左传》的叙事艺术相对于《春秋》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它们建立的叙事范式哪个才是优越的？古来不少论者颂扬《春秋》而贬抑《左传》。宋代李明复《春秋集义》说，“尹焞曰……尝闻先生(程颢)云，圣人文章，载在六经，自左丘作传，文章始坏，文胜质也。”程颢认为历史叙事应该“质”而不能“文”，即应该如《春秋》之“谨严”，不能如《左传》之“浮夸”。杨慎《升庵集·辞尚简要》说，“古今文章，《春秋》无以加矣，《公》、《谷》之明白，其亚也，左氏浮夸繁冗，乃圣门之荆棘，而后人实以为珍宝，文弊之始也。”杨慎认为“浮夸繁冗”是历史叙事之“弊”，以上两人都把《左传》的叙事范式视为“坏”的开端。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朝报是后世由朝廷门下省定期编定昭告各方的大事记，《春秋》据各国档案编辑而成，那些档案主要是其时的朝报和赴告，正是大事记体式，只是记下事件的名目，并不叙述事件过程和具体内容。当然，《春秋》对史料经过慎重选择，是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其开创之功不可否认，但在技术和艺术上尚在草创时期，《左传》与《春秋》比较，在叙事艺术上有三点显著的跨越性进步。 第一，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繁与简、文与质，要视具体情况而论，当繁则繁，当简则简，当文则文，当质则质。一味地尚简尚质，一概地否定繁与文，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存在的一种片面倾向。从任何国家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发展历程看，最初必定是简陋的、粗略的、质朴的，经过漫长时间经验的积累，逐渐丰富，才出现了详尽丰赡的叙事。 《史通》说，“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他指出《左传》的长处之一是“每事皆详”，“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徵近代则循环可复”。《春秋》是记事体，《左传》是叙事体，刘知几说，“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在现代叙事学看来，“叙事被视为因果相接的一串事件。若借用亨利·詹姆斯的比喻，这些事件就如同一串珠子，有开头、中部和结尾。”“叙述沿着一条现成的路径从头到尾重新追溯事件。”⑦记事是系了若干结子的绳，叙事是熠耀生辉的一串珍珠。杜预说《左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使读者得以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就是把《春秋》里事件的名目，完善为有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完整故事。有枝有叶，细致生动，所谓“浮夸”，乃是叙事艺术趋向成熟的标志，没有《左传》就很难有《史记》和《汉书》，《左传》是良好的新开端，不是囿于经学的古人所认为的“文弊之始”。 第二，《左传》叙事的更加突出贡献是，不仅写出了许多完整的故事，而且写出了人，写出了人心、人性。 元代陈则通《春秋提纲·论左氏》说，“论圣人之谨严，则左氏于《春秋》为有过，论《公羊》之俗、《谷梁》之短，则左氏于《春秋》为有功。……郑伯克段，二传未有以发祭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独详之，吾是以知郑伯之心。此类有功于天下后世者不少，微左氏，吾何以知《春秋》哉！”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如陈则通所说，写出了郑伯之心，同时还写出了姜氏之心、共叔段之心、祭仲之心。庄公即位.姜氏立刻出面为小儿子挑选封地，暴露出她心怀异志；郑庄公察觉了他们母子的用心，却不说破，而以爱护的姿态让他们另行挑选封地。杜预注说，“谓之京城大叔，言宠异于众臣也”；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说，“‘谓之京城大叔’一句，极有神采，叔而曰大……隆重尊严、威仪逼人之状如见，以为祭仲谏首引。”竹添还说，“子姑待之”“一‘待’字露出本心。”庄公表面软弱，其实深藏杀心。“祭仲闻‘子姑待之’一语，全局已透，故任段肆偪，不必更发一言，但坐待其逐而已矣。”“‘闻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窥伺之密。”姜氏母子一直是在庄公的严密监视之下。清代魏禧《左传经世钞》说，祭仲说的“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早为之所’四字，正理、权术俱尽。祭仲老奸，却说得浑然无病。凡谋人骨肉之间、言人亲暱之事，最要做事有次第，安身向间稳处，若稍一鲁莽，则必生疑忌，而祸反中其身，古今如此者不可胜数。”故事尾声是又一场戏，颖考叔和郑庄公戴着面具一本正经地做戏。“考叔故非孝子，庄公亦非孝感之人，君臣机诈相投，以欺一世”。这些都是《左传》用描写暗示出来的。真德秀《文章正宗》引吕祖谦之语说，“左氏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始言‘亟请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后面言‘姜氏欲之，焉避害’，此全无母子之心。盖庄公材略尽高，叔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庄公之心愈緩。待共段先发而后应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於己与收貳为已邑，庄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后来罪恶贯盈，乃遽绝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帅师伐京，段奔鄢，公又亲帅师伐鄢，于其未发，待之甚缓，于其已发，追之甚急。公之于段，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者也。然庄公此等计术，施於敌国则为巧，施於骨肉则为忍。此左氏铺叙好处，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把《春秋》的六个字，扩充到五百余字，写出事件的曲折历程，写出母子君臣至少六个人的性格心理，这样的“浮夸”，难道不是远胜于“谨严”，不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