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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区域、多文化形态互动共生的国家。在广袤的边地，不仅有着奇异的自然风情，而且更留存了神秘而多样的文化与信仰。这些位于边地的少数族群文化如何保持自身特质？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又如何面对日益显著的文化同质化问题？雷鸣新近出版的专著《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以“边地”为切入点，从文学的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了颇有新意的回答。 边地文化由于地处边缘而格外具有复杂性。奇丽的自然风光、神秘的宗教信仰、多元的神话传说使得它们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文化资源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文化建设来说有着重要的价值。比如，边地文化所蕴含的思维优势、生命形态和生态观念，都是难得的精神资源，而且边地文化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活力，其中的文化神秘性、直觉思维及其野性的生命形态，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是取之不尽的富矿。正如拉丁美洲文学的成功是基于拉美作家们能够在欧洲文化中心之外，意识到并发掘了自己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资源一样，当代中国的边地文学所焕发出的充沛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边地”书写者对这些审美资源的认同与表现。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边地”物质上的落后，文化上的封闭，还有现代性进入以后对既有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解构等，都使得边地文化充满着隐忧。对于边地文化的上述复杂性境遇，《映照与救赎》进行了颇具深度的分析。作者对边地文化所面临的冲击和破毁，以及被当作奇观展示的命运，表现出深深的人文忧思。 《映照与救赎》重点聚焦了汉族作家对边地少数民族的书写。作者雷鸣认为，当代汉族作家往往是借助边地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现代性问题进行思辨和探讨，而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却很少以与汉族文化平等的主体性身份进入作家的书写视野之中。作者提出，要真正认识和把握异民族文化，必须深入他们生活的日常肌理，对寓于其中的人们予以平等的理解，要拥有一种多元文化主体间性的胸襟与关怀。 面对不同的文化，我们惯以主流、强势文化作为参照坐标，去评判边缘、弱势的文化。在文学上，这种惯性思维依然如此，即习惯以主流文化区域的文学标准，去考量边缘文化区域的文学，甚至是完全遮蔽。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少数民族的文学实践和文学对边地少数族群的书写很少被研究者整体性关注。 其实当代中国文学从未停止过对“边地”的书写。但由于书写对象的边缘性，长期以来，它们往往被捆绑成堆，纳入主流文化区域标准所预设的文学主潮来研究，遮蔽和遗漏了边地作品的独异性。所以说，雷鸣提出“边地叙事”，是基于大量当代文学创作事实上的一次颇富新意的提炼。在该著中，能够明显地看到其中对“边地叙事小说”的理性概括，都是建立在对大量文学文本的列举和细读基础之上。因此，以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作者敏锐学术洞察力的显示，也是重构当代文学史的一次有益尝试。 （作者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