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班维尔 《海》和《无限》英文版封面 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有两个名字，约翰·班维尔和本杰明·布莱克，这让不熟悉他的读者有时一头雾水，因为这两个名字的作品在风格和水准上截然不同，一个被生死和记忆困扰，一个喜欢暴力和犯罪；一个反思着生命的荒诞和偶然，一个津津乐道着好莱坞式的正义与邪恶。幸好那些英国评论家们并没有被班维尔的布莱克面具所迷惑：继2005年获布克奖之后，2011年班维尔又获弗朗茨·卡夫卡奖，2013年再获爱尔兰笔会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爱尔兰图书奖，而且颁发的是终身成就奖。显然，虽然表面看班维尔已经看破红尘，化身布莱克游戏凡尘，调笑着读者好故事、求惊悚、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好莱坞品位，但事实上，班维尔始终没有忘记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以及文学应有的探求意义的使命，这从他的作品《无限》中就可以看出来。 《无限》一方面继续着2005年为班维尔赢得布克奖的《海》的叙述模式：一段几乎没有故事的普通时刻，却因人物的回忆和对死亡的思考而充满了生命的深度。不过，在《海》的著名开篇“涌起陌生潮汐的那日，他们——众神——离世”中，生命的空虚似乎是随着神灵的离去而出现的：当人类不再相信死后的世界、不再相信人和人之间的神秘联系，生命就呈现出脆弱偶然的一面。就像萨特的《恶心》中的洛丁根突然从树叶在风中的摇摆认识到存在的偶然性，《海》的主人公最终也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和死亡对于这浩瀚的宇宙来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是这个伟大的世界又冷漠地耸了耸肩而已”。 然而，在《无限》中，班维尔让神祇们回来了，而且借助后现代的虚构模式，古希腊的神祇们游走在凡人中间。如果不死的灵魂真的像许多宗教相信的那样，能使今世的生命在永恒中获得分量和意义的话，那么班维尔这次就要直面这一可能性，用文学的强大想象力来检视：如果人生活在一个与神共存的时代，死亡是否不再那么轻得不能承受。 在《无限》，中班维尔借用了一则古希腊神话，宙斯化身底比斯将军安菲特律翁，与他的妻子阿尔克墨涅做爱，后来生出大力士赫拉克勒斯。这则神话曾被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以《安菲特律翁》之名写成悲剧，但失传了，后来古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又写成同名滑稽剧。不过，班维尔在书中借用的是德国作家克莱斯勒的同名剧作。 与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让现代人物重复古代神话英雄的行为，或者约翰·巴斯在《喀迈拉》中用现代人的情感复述古代神话不同，班维尔大胆而又巧妙地让宙斯和神使赫尔墨斯与现代人亚当·戈德利一家生活在一起。说他大胆，是因为在“上帝已死”的时代向满脑子科学理性的读者讲述神人共存的现代生活，无疑会让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度承受巨大挑战；说他巧妙，是因为班维尔选择了一则在希腊神话中就模糊了现实与梦幻，或者说现实与超验的界限的故事。在这则神话中，安菲特律翁夫人也被两个安菲特律翁弄得虚实难辨，最后不得不请教先知特瑞西阿斯，才明白宙斯从神灵化身凡人，进入了凡人的生活。在《无限》中班维尔不仅让宙斯再次以这种在梦境中化身的方式进入现实，打破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而且让女主人公海伦正在排演《安菲特律翁》中的阿尔克墨涅这一角色。也就是说，她的现实生活与她的艺术生活同样相互交织，现实与艺术的界限同样被模糊了。 班维尔的这一系列精心安排，最终目的是打破读者头脑中固执的现实观念，像博尔赫斯那样，把神秘、虚幻乃至超验引入对现实生命的理解。事实上，从20世纪后半期起，随着人们对工具理性的厌倦，以及越来越认识到科学解释世界的有限性，神秘主义的观点开始抬头。文学因为擅长表现人的感受和思绪等精神世界，尤其显示出打破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探索存在的超验层面的倾向。比如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就在《幻视》和《酒精水准仪》(也可直译为“灵魂层面”)中描写灵魂层面的存在。对好莱坞型的作家布莱克来说，灵魂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描写，也只是作为惊悚小说来寻找刺激；而对严肃作家班维尔来说，如果在众神离去的时代生命是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同样有必要问一问，如果众神回归，人的存在会因此获得分量吗？ 班维尔的回答是不会。因为在班维尔看来，永生非但不会赋予生命以分量，反而正因为缺少死亡这一庄严的认可，生命中的行为反而因为一切都可以重来而变得只剩下了表象。宙斯之所以热衷于与凡人女子做爱，是因为他渴望那种生死与共的爱情，因此在化身亚当与海伦做爱时卑躬屈膝地恳求海伦记住他。可是作为永生的神，他不能以永生的形象进入凡人的生命，他必须化身为亚当，而海伦记住的只能是亚当。或者说，既要永生，又要死亡赋予行动的那份分量，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宙斯永远只能在表象中游戏，而这使他丧失了神的尊严，“他就像一个不幸的男孩，比如说，一个放羊娃，蜷起身子藏在一片阿提卡树丛里，一边偷窥着一群仙女洗澡，一边疯狂地手淫，时刻抑制着痛苦与狂喜交加的叫喊。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这位可怜的老头子。她们不会爱上他的——她们甚至不知道跟她们做爱的那人就是他”。这让人想起西蒙娜·波伏瓦的《人总是要死的》，是死亡使人的选择变得神圣。 因此，反讽的是，在《无限》中，不死的神祇们最渴望的反而是死亡。 亚当·戈德利一家的故事则围绕着处于弥留之际的老亚当展开，直到他最终离世，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不过最突出的是他们的种种思绪都与记忆纠缠在一起。记忆是班维尔的突出特点，也是他的突出弱点，因为他笔下的几乎所有人物都处于记忆的纠缠之中，而且人物不分性别、身份和年龄，所有人记忆的语言和风格都非常相似。不只一本书如此，班维尔的许多作品都因为这些相似的记忆打上了鲜明的班维尔烙印。与之相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则高明得多，斯蒂芬、布卢姆和莫莉的联想在用词、意象和思维方式上都各不相同，与乔伊斯赋予每个人的身份特征符合符节。 即便如此，记忆对于班维尔来说仍然至关重要。记忆是区分班维尔和布莱克的主要标尺。班维尔也写犯罪，比如《幽灵》的主人公蒙哥马利因为敲诈别人而走投无路，只得去偷一位朋友家里的荷兰绘画，被女仆发现后又绑架并杀害了这个无辜的女仆。蒙哥马利显然是一个社会的渣滓，有的评论家却称“蒙哥马利首先是个绅士，然后才是个杀人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正因为蒙哥马利回忆时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有如一位绅士。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蒙哥马利的犯罪，不如说是写一个执行犯罪行为的人对自己在各种处境下的感受的分析，这让蒙哥马利的主动犯罪反倒带上了被动的色彩。而布莱克《堕落的信徒》的主人公奎克则更像一位绅士，被动地纠缠到贩婴团伙的罪行之中。奎克的绅士特征体现在他对正义和善的坚持，与蒙哥马利的被欲望所支配完全不同。不过，虽然奎克是一位绅士，他并没有像蒙哥马利那样“绅士般地”对自我、对生命加以追问，因为，他是布莱克通俗小说的主人公。 记忆是班维尔赋予生命的华彩乐章，生命因为记忆而变得厚重丰富。《无限》叙述的只是短暂的一天，却因为人物的记忆而变得丰盈多彩，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班维尔似乎越来越接受了生命的短暂和偶然，但他也似乎越来越从记忆中找到了短暂中的绚烂。所以虽然同样以对死亡的反思结束，《无限》却得出了比《海》积极得多的结论：“在这个世界里，不论他们的一生多么短暂、多么脆弱，他们都能生活在自我的黄昏里，在这个地方，既孤独，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相聚在一起。虽然他们会死去，却永远固定在一个灿烂、永恒的瞬间。” 这便是生命的无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