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木刻作品：《徐悲鸿》（上）《弘一法师》（下） 杨先让部分蓍作 杨先让部分蓍作 杨先让，1930年生于山东牟平。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曾任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民间美术系主任。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版画代表人物之一，开创了独特的“彩绘”方法。1993年退休后赴美国从事讲学、举办画展等文化交流活动，被授予全美华人教育基金会终身艺术成就奖等。代表作品有：《晌午》《渔村》《出圈》《纪念周总理》等。出版著作有：《杨先让木刻选集》《黄河十四走》《杨先让文集》《中国乡土艺术》《徐悲鸿：艺术历程与情感世界》等。 徐悲鸿、李苦禅、董希文等是他的老师，周汝昌、黄永玉、侯一民、郭兰英等是他的挚友和同事，徐冰、陈丹青、吕胜中、陈文骥是他的得意学生……他就是杨先让。他最初学的是油画，但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版画家。他还是民间美术的整理者、研究者，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的奠基人，他写出了黄永玉等称“被震傻了”的民间美术考察报告《黄河十四走》。生性爱热闹的他，年轻时是文艺青年，而今88岁了，依旧没闲着。 5月的一天，在京郊昌平一小区，记者拜访了杨先让。进门印象最深的是清一色的古色古香家具，还有一院子的花草藤蔓。还没等坐下，头发银白、戴着眼镜的他给记者一大块巧克力，笑说“我最爱吃糖了，你也吃”。在碧螺春的清香和一声声的蝈蝈声中，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艺术人生，说着说着他就会笑起来，说激动了会拍手拍膝，言语眼色里不时透出点小得意，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说，自己只是“新中国第一批美术工作者”。 ●阴差阳错与木刻刀结缘50年，用版画记录了一个时代 记者：您从小喜欢画画、唱歌跳舞，17岁时还曾导演过《雷雨》，本色出演二少爷周冲，被当时报纸赞为“最好的二少爷”。是什么样的机缘下，您走上了美术之路？ 杨先让：当年，我爷爷在仁川（现属韩国）、父亲在哈尔滨、叔叔在奉天都有大宗生意和产业。9岁时，因日本侵略举家移居仁川，住的别墅附近，经常有人写生画西洋画，我看了回去也自己画（笑）。父亲不关心我的功课好坏，更关心我的字，他还喜欢收藏国画，会挂起来给大家看，我还看了很多名角的戏剧……资本家的少爷在这种艺术的氛围中受到很深的影响（笑）。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我们才回国。1948年很多进步同学被捕，我察觉有危险决定离开。那时我正痴迷戏剧，同学帮我弄来给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校长欧阳予倩的介绍信，让我去找他。我先飞到北平，遇到了过去的同学王家树（后来也成为著名画家），他正准备考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就约我一起考，当时路费也花差不多了，就和他糊里糊涂一起考入艺专。1952年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美术工作者。 记者：您最开始对西洋画情有独钟，学的也是油画，后来为什么改画版画？ 杨先让：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我当时经常画好了油画，才钉在墙上晾干，回来就不知道被谁拿走了（笑）。 新生活的感受让我经常有艺术创作冲动，但油画大，耗时长，颜料和画布价格贵，且当时刚结婚，住着9平方米的房子，也不方便画油画。为了尽快把自己的感情用美术形式表现出来，1955年我干脆选择了木刻。 记者：您在艺术上特别有天赋，学什么都能无师自通，您的版画处女作《出圈》即在全国青年美展上获奖，一些版画作品成为中国版画艺术经典作品，您也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版画代表人物之一。能谈谈您最喜欢的版画作品吗？ 杨先让：我之前没学过版画，但当时版画家古元、力群、邹雅等都在美术出版社里，他们没教我，但我看看就知道是怎么画的了（偷笑），没想到第一幅作品就获了奖。 1958年，下放一年后我先被调去文化部工作，后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本能的艺术冲动和敏感于时代的震撼，我创作了《弘一法师》《延安组画》《鲁迅与〈可爱的中国〉》等一大批作品。1975年，感动石油队伍会师大庆草原，我只用10天就完成了有数百人物造型、水印套色、恢弘大气的木刻《会师大庆》，我还将其版子做了柜子（笑）。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创作的《怀念周总理》创下了中国版画发行量的历史纪录。 我是学油画的，阴差阳错与木刻刀结缘了50年。我的木刻版画创作，大都是面向生活的写实作品。我是个感情多于理性的人，不感动我的事物我决不画，也决不刻。 记者：您在美国多地举办版画回顾展引起轰动，您的版画被认为具有时代意义，被国外一些机构收藏，您能介绍一下吗？ 杨先让：退休后，1993年我们到了美国休斯敦。利用儿子儿媳工作室中的展示厅展览作品。我的版画回顾展先后在美国休斯敦、费城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举办。由于被认为具有时代意义，休斯敦美术馆破天荒地辟出一面墙将我的作品分批展出，我的书法作品也展了一年。 有的版画被国外一些机构收藏，不过差远了（笑），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乡情》；美国密西根塞格诺大学收藏了《敦煌幻想曲》；康州大学亚洲陈列室收藏了多幅版画及彩绘。 ●“民间真是一把开启艺术之门的好钥匙”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在版画领域活跃了30多年，您却又从版画转向民间美术。黄永玉曾替您着急：“都在别人地里，自己的地荒了。”为什么？ 杨先让：1980年，在中央美院院长江丰的提议下，成立了年画、连环画系，组建人马时看上了我。但当时年画、连环画正在走下坡路，我家里人不同意，我也不喜欢，但院长来动员我，说只干两年就行，我怪心疼他的，就干吧，结果一干十年（笑）。 记者：1986年，在您倡导下，原年画、连环画系改为“民间美术系”。您把民间美术教育引入高等学府，引起了强烈反响。您培养出了吕胜中、韩书力、乔晓光等艺术大家。为什么您当时一直坚持“嚷”着成立“民间美术系”？ 杨先让：1983年我去美国探亲访问了一年，发现美国很多艺术家对民间艺术非常重视，如毕加索的立体派就是吸收非洲民间木雕艺术创造的。中国有比美国丰富、历史悠久的民间美术资源，年画、连环画只是海洋中的一滴，为什么不搞“大民间”？ 而且因社会转型，很多民间美术正在消失，我就很着急，我就嚷啊，争取啊，跑啊，我觉再也不应该迟疑了。中国民间美术的造型规律及其创作方法，完全应在民族美术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在美术学院中占有阵地。我因此有了外号杨先“嚷”（笑）。 记者：4年14次走黄河，您带领学生历经了8个省，在100多个县镇考察，记录和抢救即将消亡的民间艺术，最终完成了《黄河十四走》。是什么促使您走这一遭，去发掘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 杨先让：民间美术怎么个重要法？怎么划分？我不懂，我得考察。当时常常是打听到某地有“宝贝”，我们寻到地方，却被告知人去世了，作品当祭品烧了，真的是“人死艺亡”。所以，1986年春节到1989年9月，我带队多次走黄河，也一次次被震撼，民间真是一把开启艺术之门的好钥匙。 选择黄河流域是因它代表性很强，包涵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楚汉文化、东夷和苗藏文化等，可以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摇篮。走完了黄河，我全了解了，都归类了，对民间美术完全通了，特别高兴（拍手）。 累积的近千张图片及20余万字的记录文字，剪辑成了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大河行》，又凝聚成了《黄河十四走》。收入这本书的多达四百多幅图片，有些民间艺术的藏品是极难搜集到的珍品，如用作民间性教育的箱底画。 看了《黄河十四走》，黄永玉“震傻了”，写文表扬我（笑），说“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我的创作少了，但我不后悔。我不知道我那“一亩二分地”在哪儿。我就是走到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尽量唱好就是了。我一辈子没想过要当大画家，也没想靠艺术赚钱、得声望。 记者：退休到美国后，您不仅举办自己的作品展，而且以更大的热忱，讲授中国美术史，更利用一切机会展示与讲解中国民间美术，曾获美国休斯敦大学亚洲艺术部文化奖、全美华人教育基金会终身艺术成就奖。您能介绍下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吗？ 杨先让：我们的民间美术叫人拍案叫绝，我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西方能了解中国民间美术。其中，陕西的“剪花娘子”库淑兰将自己的破窑洞打扮得如同一座艺术宝殿，令我震惊万分。 1997年我在休斯敦主办了“中国民间艺术展”，突出展出库淑兰4幅大型剪纸画。同年4月北上巡回讲学，主题是中国民间艺术，由费城、华盛顿、纽约、纽伦敦，抵达波士顿，被评为“由南方休斯敦刮来的一股中国民间艺术的旋风”（笑）。 后来我又在路易斯安那州文史馆、费城等地举办中国民间艺术展，还进行“中国民间艺术”演讲。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请我去讲，我提出要准备最好的翻译，他们很重视，准备了一年多，后来还收藏了《黄河十四走》和《大河行》光碟等。加州圣地亚哥人类学博物馆馆长莎娃朵博士从西海岸赶到我家，希望合作搞《黄河十四走》巡展……我只是尽力而为。 ●“艺术专业上不够安分的人” 记者：在观察对比了中西艺术后，您提出中国艺术、艺术家应以我为主，为什么？您晚年还开创出独特的“彩绘”方法，也是一种尝试？ 杨先让：在美16年讲学、考察、对比，我认为中国艺术无须妄自菲薄，更不必一味仰望迷信西方，乃至丧失自我。我们很多年轻人画得不错，慢慢来，站住脚跟，以我为主，创造出自己民族的特点，肯定会发展出爆发力，会出人才。 记者：您去年不仅在北京举办了以《痕记》为题的画展，所著四卷文集也一并面世。这部文集被誉为“一个人的中国百年美术史”。能介绍下吗？为什么会想写作著书？目前还在忙什么？ 杨先让：我智商不高，情商很高（笑），在美国总想老师、学生、亲人，就一篇篇写，写我理解的、站在这个时代来评价的他们，这就是文集中的《三人行》。可能是我经历和见证的那个时代，那些文艺界的人与事，他们说是“一个人的百年艺术史”（笑）。这套文集还包括《我是岛里人》《梦底波涛》《我为主》。 那次展出的是我搬家时发现的一批50至70年代的写生习作，翻出来我想，画得真好（带点小得意的笑）。 我计划最近再出版彩绘集和版画集，要图文并茂。我的彩绘在国内还没好好做一次展览，我憋着劲呢，想好好做一次彩绘展。 记者：您虽然87岁了，但精力还是这么旺盛，与别人眼中“长不大的孩子”和生性爱热闹、闲不住的个性有关吗？目前最关心的是什么？ 杨先让：我比较真诚热心，感情多于理智，也因此吃了不少亏，但我也得到了很多东西。 我最关心的是能否出现艺术天才，期待我们的民族能兼收并蓄，开创出更多艺术形态。 记者：您能介绍下您目前的生活状态吗？您年轻时是文艺青年，现在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杨先让：我一般五六点起床，中午休息会，晚上睡得特别晚，一定要看完央视6台的外文剧才休息，《飘》《罗马假日》《教父》，喜欢死了（笑）。我的听力还好，就是眼睛花了。 我现在是想写写点，想画画点。因为有个小院子，喂喂野猫，养养花，弄弄草，瞧，这是我养了十年的牡丹，开起来漂亮着呢，最近我画了牡丹图，有点西画的味道，我很喜欢（笑）。 我和夫人都傻活着，能吃能睡，没心没肺（笑）。 记者：从国画到油画，从木刻版画到民间美术，从彩绘到写作著书，83岁还“涉足”红学，去年又出版文集，您曾说自己是“抱着认真玩一把的心态走过来”。能谈下自己的艺术之路吗？ 杨先让：总结不了，我是艺术专业上不够安分的人吧，不是很执着于某样艺术。我抱着走到哪里算到哪里、坦然而为之的心态，好不好别人评价去。 记者：从渤海里的养马岛，到韩国仁川，到北京，到美国……您在这些地方都留下了生命的刻度，能谈谈这一圈走下来的心路历程吗？ 杨先让：我遗憾没好好孝顺父母，特别是母亲去世时，我能做的只是在白布手绢上画了一枝墨梅，悄悄放在母亲手中，但没能收回她的骨灰，现在只有衣冠塚。 1944年我们回国了，父亲为了生意继续留在仁川。一直到1983年我赴美才得以重逢。 兄弟六个就剩下我了，我很知足、感恩。我们最终决定，老了，还是要回来。所以，2008年回北京定居，2014年我把爷爷的坟从仁川迁回故乡养马岛，把父亲的坟也从美国迁回来了。了了这些，将来我去了，在爷爷旁放个碑，归根归根，这个圈就画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