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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越时空的交汇：“竹林玄学”集“个人－人道”之大成 “竹林玄学”承“正始玄学”而下，如果说“正始玄学”的代表何晏、王弼等名士所提倡的“名教本于自然”还是在统一名教与自然，调和儒家和道家的关系；那么“高平陵政变”之后①，“天下名士去其半”强烈地震荡着竹林名士的内心，对于司马懿父子一边公然践踏“正统”和“名教”，一边却又高倡尊孔读经和仁义道德的虚伪行径，他们激而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公然地引道批儒，强调道儒之不可调和，乃至直接否定圣人与六经，发出了震荡千古的非儒之声。然而在这高亢激越的强音背后却始终伴随着一组抑悒悱恻的哀悼曲，竹林名士们以悲愤苦闷的心态及双重人格的矛盾表达方式坚守在玄学阵地上：既藐视礼法又至淳至孝，既超然物外又关注现实，既放达不羁又坚贞执着，将这许多看似矛盾的东西统一于“大洁若诞”“大诚若狂”的风格之中。 由于竹林时期的玄学发展更侧重于人生哲学方面，并且可谓嵇阮等名士身体力行、真心实践的人生观。在以下的分类中会具体列举其行为、心态、思想与著作上的表现。首先，竹林名士在日常生活上是既藐视礼法又至淳至孝。针对当权者提倡的“以孝治天下”，阮籍则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孝是自然之情，不拘形式照样可以表达哀痛。《魏氏春秋》曾记载：“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但却又“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5](344)这就是阮籍身上所表现出的行为矛盾。最有名的例子是，阮籍正“与人围棋”时传来母亲去世的消息，“对者求止”，而他照下不误，甚至还要“留与决赌”，乖张之态可见一斑。下棋完毕，“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出葬之日，又是饮酒食肉，临诀之时才“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6]。名教讲究男女授受不亲，阮籍反其道行之。《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又记：“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以上与嫂告别，醉眠妇侧，哀哭邻女的坦荡行为实为其仁义兼爱之心的自然流露，非矫情匿性的礼法之士所能比拟。正如面对旁人讥讽时阮籍的所答：“礼岂为我辈设也！” 其次在政治态度上，竹林名士是既超然物外又关注现实。司马政权篡位成功后，对当朝名士采取了拉拢和打压两手并用的策略。竹林七贤出现重大分化，除嵇康坚决不肯出仕外，其余六人相继出任。阮籍受官，整日纵酒昏酣，不问政事，且终世“口不论人过”；嵇康拒官，归隐山林，长年怡情山水，以交友、锻铁为乐。并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陈述志向：“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7](75)由此观之，他们崇尚的是庄子游于物外、超然天地间的生存方式，并使自己处于一种与世无牵的半归隐状态。然而在思想深处和行文著作中，他们又并非真正的隐逸之士，实则有着极为炽烈的社会关怀之情。《晋书》言：“籍本有济世志。”“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愤世之情溢于言表。嵇康自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6]，在《答难养生论》中曾描绘过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至德之世”[8](186)，在《卜疑集》中还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社会理念和处世态度，通贯全篇的是关心社会、济世利民的热望。以上种种遗世其外、忧世其内、遁世其表，济世其里的矛盾也体现了嵇阮的言行在当时的险境中不得不扭曲表达的哀伤。 最后在学术思想上，竹林名士是既放达不羁又坚贞执着。由于嵇阮在其著作中曾发出“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等惊世骇俗的激烈言辞，故人们通常目其为儒家学说的叛逆者。其实阮籍自小儒道双修，而嵇康“家世儒学”，他们在早年的著述中也没有非议儒学的言辞，相反，对儒家社会的基本秩序始终是肯定的。具体到为人处世上，嵇康表面上仙风道骨，实际上有着真正的“大儒”风范，在表示自己政治态度和观点时，所遵循的是儒家“直臣”之道，即所谓“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9](171)并且他虽然自己说过非汤武薄周孔的话，但在《家诫》一文中训诫儿子嵇绍的时候，仍然把儒学的“忠孝节义”作为教条去约束儿子，甚至当自己身陷囹圄、命在须臾之际，也勉励儿子要“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10](237)。嵇绍谨遵父教，长大后在为晋惠帝讨伐河间、成都的战事中，勇敢地“以身捍卫”晋惠帝，以“血溅御服”而成为可歌可泣的忠臣。[3](68)鲁迅也曾分析到“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并得出推断——“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2](536－537)。究其实质，嵇阮之所以发为狂言，故作惊世骇俗之论，其实是含沙射影、借古讽今地借“非汤武薄周孔”来斥责以臣弑君的司马昭。而在学术传承上，他们其实是理性地审视儒道两家学说，有所选择地汲取两家之长为济世良方。 综上可得，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里，嵇阮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追求思想自由，实现人性解放而不得不终生采取如此张狂放达、任情随意、行为不检、放浪形骸的极端姿态，与当世采取了拒绝苟合与激烈批判的异常作风，可以说是魏晋时代最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但这种个人主义又狂而不非，放而不失，是积极严肃而非消极颓废的，是他们“外坦荡而内淳至”[6]，即真与善之品格的体现，是建立在他们对社会、人生怀着广博兼爱，进行真挚思考和得到深刻理解等理性思维基础上的，因而也可以说他们同时是魏晋时期最突出的人道主义者。对比起虚伪造作的名教制度从外在桎梏人，违背人性，使人言不由衷、心口不一；嵇阮的任心而行更显人格的表里如一，而他们在对待他人的伦理观念上又更朴实自然地实践了儒家亲和仁爱与彬彬有礼的守德价值，表现出“唯有至真才更能接近至善”的人格美和行为美[9](209)。基于以上分析，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重视人、解放人，强调人与人的本性相融合的竹林玄学穿越了千余年的时空，极其巧合地与流行于西方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相契合，并提前集二者之大成，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曾经最惊心动魄又壮丽华美的一页而彪炳史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