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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怀才不遇：才子情结的艺术建构 汤传楹去世后，尤侗如是总结他的不幸夭折：“吾谓汤子有五不幸焉：年太少，才太奇，思太敏，文太多，著书太早。此汤子所以死也。”(23)因其早逝而伤怀，更为其“偃蹇休箦以死”(24)而抱恨不已。尤其是，在汤传楹去世后的十多年里，百般寻求有所作为的他始终仕途不顺，多有挫折，日益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在顺治十二年(1655)遭遇了彻底的打击，因无奈、无望而导致的辞官之痛挫折了他的情感，消损了他的意志。(25)于是，“丁酉之秋，薄游太末，主人谢客，阻兵未得归。逆旅无聊，追寻往事，忽忽不乐，漫填词为传奇”。(26)在尤侗惆怅万端的自我反观中，挚友汤传楹的不幸不遇跨越时空而发酵于心灵，彼此相通的高才不偶、坎坷不遇再次涌上心头：“既痛逝者，行自念也。”(27)正是在这样一种境遇和情绪中，《钧天乐》传奇应运而生。 《钧天乐》文本共三十二出，通过上、下本各十六出建构界域分明的两个空间，促成两个空间自足性的关键词则是“不遇”和“遇”。一个空间归属现实人生，主要演绎了才子沈白、杨云如何“不遇”，为何“不遇”：才高应举，总是名落孙山；不断受到嘲笑、欺辱，投告无门，块垒难消。另一个空间则超越尘俗世界，在已然仙化的现实中华丽展开，呈示了“遇”的顺理成章，皆大欢喜。两位主人公不仅获得上帝的认可，独开特科，中试擢用，且复仇成功，伉俪团聚，尘世的未尽理想于天界获得了酣畅淋漓的实现。所谓“玉堂金马皆尘土，不朽功名天上高”(第十七出《天试》文昌君语)，较之人间，这种极具价值和意义的认可洋溢着花团锦簇般的世俗欢乐。 作品力图从多个维度昭示：形成“不遇”的关键是科举，是受制于权力腐败和人心堕落而来的被异化的科举；促成“遇”的关键也是科举，只不过是属于制度伦理下处于常态的科举。正是围绕着这样的思考，《钧天乐》首先呈现了一个导致科举崩坏的乱世背景：天灾人患、民怨四起、官吏贪腐、皇帝昏昧，以致国家政权乏力、民不聊生。这种有关明朝灭亡原因的思考，与清初社会关于国家、士人、党争等的反思不谋而合，实际上是彼时一般文人具有普遍性的认知，只不过尤侗更愿意通过涉及文人出处的科举问题来进行关乎身世浮沉意义的解读而已。康熙二十三年(1684)腊月，已借助博学鸿词科荣任翰林院编修的尤侗反观自己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孜孜于科举所造成的心灵磨难再次唤起了那一段段怀才不遇的感伤：“自念束发受书，日夜揣摩，不获与甲乙之科，仅乃为贫而仕，屈首以就功名，此中邑邑，有难为外人道者。不平之鸣，其容已乎！”(28)显然，在一生最为低落的时期(顺治十四年前后)，《钧天乐》的创作为尤侗才子情结的纾解打开了一条狭窄但还算切实的通道。 作为“小生”，汤传楹的代言者“杨云”并非《钧天乐》之第一主人公，然其与主人公沈白(生)的关系，则刻意映射着汤传楹与尤侗的人间情感和现实遭际，体现为一种经验设定和对比性建构。杨云与现实中的汤传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传记性特点相当明确。譬如汤传楹美风姿、多愁病，杨云也是“清羸善病”(第十出《祷花》)：“虽是乌衣子弟，却像红粉女郎。论他国土无双，比我玉人有两。但常多病多愁，恐被道旁人看杀。”(第二出《歌哭》)他与沈白的感情一如汤、尤生前：“隔一日，似三秋。”“一日不见，千里相思。”(第十二出《哭友》)杨云的早逝令沈白悲痛无比：“兄弟，我与你交比芝兰，爱同花萼。方谓良朋耐久，自首如新。岂意中道生离，一朝永诀。”(第十二出《哭友》)这与尤侗在汤传楹去世后的“肝肠断绝，不能成声”(29)差可比照。在揭示一个才子的不幸夭折方面，杨云的遭际与其原型之间似乎形成了抵牾。汤传楹本因崇祯之难而死：“哀诏下，吾友汤子卿谋哭临三日，归而病，以六月六日酉时卒。”(30)作品则进行了如此改写：“适才遇见杨家小厮，说杨相公避乱乡村，被流贼打粮，受了惊吓，感冒风寒，已病故了。”(第十二出《哭友》)“避乱乡村”是史实(31)，病亡原因实为子虚乌有；同样涉及“流贼”，一则缘于皇帝殉国，一则因为感冒风寒，叙事之旨趣已截然不同。而形成这种“故意”的初衷，显然是为剔除其中蕴含的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的政治色彩，与《钧天乐》创作于顺治十四年的时间节点亦不无关联。此际的尤侗，已多次应举于清朝(顺治二年始)，且曾以拔贡身份任职永平府推官(顺治九年至十二年)，乃实实在在的大清顺民，自然不宜对关涉前朝的有关往事过于白描。 实际上，汤传楹未尽其才而夭逝，早已开启了尤侗诸如性情、风貌及多才不偶、怀才不遇等问题的思考，有关的悼诗、祭文昭示了这一点，这也印证了彼时才子文化思考的诸多主题。而作为苟延于现实中的才子，进入清初的尤侗继续承受着与汤相似又不尽相同的感愤与无奈；“才高志大，运蹇时乖”(第十五出《哭庙》)，不仅是《钧天乐》主人公沈白的命运，也是改朝换代后尤侗生活情态的真实写照。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在为主人公沈白设置一个污浊的现实背景的同时，还努力建构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压力的窘迫境遇：“第一来科名连败，第二来兵戈罹害，第三来人琴早亡，第四来割断夫妻爱，第五来秋风钝秀才。”(第十六出《送穷》)在“妻亡友没，举目无亲”的境地中，沈白“叹孤身天涯地角，顾影无俦”，更感愤“一身不偶，四海无家”(第十四出《伏阙》)，不得不摒弃“世缘”，转而寻觅上天入地的求索之路，所谓“仙才只合瑶天住”。(32)如是，才有了第十六出《送穷》的转关之笔。既然“曲高和寡，才大知希，人世科名已不可得”(第十五出《哭庙》)，他只能将目光转投天界，寻求“寤寐英贤，旁求侧席”、思贤若渴的君王，以改变“楚山刖玉，沧海遗珠”(第十七出《天试》)、贤愚颠倒的非正常现状。如是，又有了第十七出《天试》：上帝对于如他一般的“彷徨草泽”者十分伤怀，“专取那下第才人中式擢用”，“开天首科，可称亘古盛事矣”，沈白的“独秀江东”之才获得了高度认可。这是一个未来世界，是比喻的，也是寄托的；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相知相念的友人、不离不弃的佳偶、高中状元的兴奋、凭才审案的挥洒，等等，都以特殊的展演方式回应了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诸多期许。可以说，第十七出《天试》及其后来有关天界的艺术描写，在绎出一代才子内在世界丰富性的同时，也为传奇戏曲的文体诉求、内容趣尚、结构叙事提供了合适而有力的支点。从此，作品以另一种方式敷衍对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又借助李贺与苏轼两位大才子的出场，宣示了对理想社会和人生的真诚希冀和热烈向往，力图抚慰古往今来那一颗颗不肯沉沦的才子之心。也就是说，无论是上天入地，还是死生改易，作者极力烘托、大力凸显的永远是尤侗那颗郁勃奋激的才子之心，这是作品核心旨趣之所在。 尤侗、汤传楹一向以才子自居，学识富赡且怀才不遇，是两人共同的生活特征。汤传楹的才华生前已传遍吴中：“才思敏妙，风驰电发，诗古文辞爽迈。……一时推为才子。”(33)尤侗幼有“神童”之誉，对自我的矜许亦时刻未曾脱离才子之规定性，《钧天乐》中即借沈白之口表示：“谁似我才高，年少抱经纶。”(第十五出《哭庙》)汤传楹诗云：“男儿不遇汉天子，长杨赋尽无人怜。”尤侗评曰：“读至此句，千古才人，一齐泪下。”(34)可见怀才不遇的共同心声与彼此认同。为了张扬两人及李贺等作为“天下奇才”之“逸气孤骞，高文卓烁”(第十六出《送穷》)，借以形成对现实的强烈反拨，《钧天乐》传奇还将尤侗《广寒宫上梁文》(35)、汤传楹《织女催妆诗》及李贺《白玉楼赋》作为科举考试题目，博得了文昌帝君的赞颂不已：“奇哉，可称三绝！老夫当让君辈出一头矣”(第十七出《天试》)，后又反复敷衍，加以推扬，如第二十六出《入月》借助剧情专门敷演《广寒宫上梁文》，嫦娥说上帝“命新殿元沈子虚作《上梁文》，笔堪题柱，音欲绕梁。最爱他落句‘宫殿如明镜，嫦娥号丽华’，足画妾之风流矣。”第二十八出《渡河》以隐括笔法演绎杨云创作的《织女催妆诗》，让一段凄美的千古爱情在乞巧的欢愉中完美收官。作为一位才子情结始终激荡于心的文人，尤侗深怀对自我才能的高度期许和本能向往，如此作为，自然不难理解。 对才的尊重，往往使一般文人将才人及才的陨毁视作上天的不公，又或者解读为上帝偏爱的结果。汤传楹曾言：“窃谓才如临川，自当修文地府；纵不能遇花神保护，亦何至摧残慧业文人，令受无量怖苦。岂冥途亦妒奇才耶？”(36)对传说中汤显祖的才高受虐深为气愤、不解。在很多文人的意念中，凡高才年少者亡，往往是因上天之招，故有“曼卿年少，仍主芙蓉之城；子建才高，应王遮须之国”一类的想象。尤侗哀悼好友陆灵长之逝时亦表示：“古来慧业文人，都自天真游戏尘世。如邺侯为瑶台散仙，白傅为海山院主，东坡为五戒禅师，山谷为香岩女子。”(37)当他困惑于汤传楹之早夭时，也产生了这样的诉求：“欲问天所以死卿谋者而不可得，则解之曰：‘内典云：慧业文人应生天上。’天殆爱卿谋、重卿谋，而遂夺人世之才以自佐焉。长吉之玉楼，长源之瑶台，曼卿之芙蓉城，子建之遮须国，皆古来才子回翔之地，天必设一座以待卿谋。卿谋而念故人，肯留五城一片地，为后来者卜居乎？则侗褰裳就之矣。”(38)认为以汤传楹之才必定会与李贺等一样，据有一个可以发挥自我才能的“回翔之地”。《钧天乐》中，在批评了“天道无知，一至于此”后，沈白果然也强调了这样的结果：“我晓得了，古来慧业文人，必生天上。墨卿此去，当在五城十二楼矣。多应是锦囊才尽无人也，又召杨云赋玉楼。”(第十二出《哭友》)于是，第十七出《天试》两人相见时，杨云即明确交代：“弟与弟妇暂寓石曼卿芙蓉城。”后来，又不负故人所望，为沈白“卜居”了一片地，促成他与未婚妻寒篁月宫相聚。现实中的尤侗果然借助代言者沈白而“褰裳就之”，完成了上天入地的生死诉求。 对于青年男女成仙的想象，或许缘于对生命情态的不理解，或者缘于一种理想性的宿命认知，这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动乱时局下似乎格外醒目；而彼时盛行的扶乩之术，广为文人青睐，才子成仙的想象也因之获得了有力的神道支持。尤侗自己对这一类活动始终饶有兴趣，曾亲自降乩：“岁癸未，予读书王氏如武同，偶为扶鸾之戏，得遇瑶宫花史云……”(39)与当时颇为有名的扶乩者如泐庵大师金圣叹、掌文真人孙过庭等亦过从较多，如：“客冬，予召孙真人过庭，自云掌天上笔札，卿谋赋诗赠之。”(40)汤传楹去世后，其早夭的命运、多才的人生，以及独立不移的性情，更激发了他的类似想象。《汤卿谋遗像赞》云：“天南地北，何处君家？畴昔之夜，我吟楚些。有美一人，翩翩以佳，荷衣蕙带，风马云车，玉笙铁笛，游戏尘沙，彼何人哉？吾知之矣，其在三山之畔、十洲之涯。”已经奠定了“三山之畔、十洲之涯”的想象。他认为，这样一个具有“灵心慧业”的人，“非侍书天上，即修文地下”(41)，绝不会游荡人间。何况，“予总角初遇卿谋，望其风姿，如玉山珠树，恍然疑为神仙中人。及读其诗歌文辞，常飘飘有凌云气，又断以为非人间人也，岂待殁而后知其仙哉！”(42)他曾于汤传楹去世不久即聘方士招魂：“空思剪纸叩灵衣，闻说鸿都术已稀。泉下子规啼不到，茫茫魂鬼几时归？”(43)对“陆灵长殁，予恳孙真人招魂来归，卿谋亡而真人去矣”(44)，则十分遗憾，直到获得另一位扶乩大师的招魂结果：“卿谋死后数月，有仙降乩大书曰：‘汤传楹，青华府侍书金童，丁氏传言玉女也。’若是，则几乎仙矣。”(45)如是，汤传楹夫妇金童玉女的宿命获得了一种终极体认。 这里所谓“有仙降乩”，与尤侗《再哭汤卿谋文》中的一段记载互相照应：“前戴子云叶传示泐师乩语云：先帝本青华帝君，兄即侍书金童，此才人生天公案也。平日与兄论李长吉、石曼卿故事，辄为色舞，今兄已先着鞭，且得与嫂氏携手同归，使青华府中更添玉女，其乐何极？”(46)所指当为一事。此文作于崇祯十七年末，可证扶乩之事发生在之前，具体应在当年的秋冬之际。尤侗对此笃信不疑，作于去世周年忌日的《反招魂并序》嘱其“魂勿归来兮”以避江南战乱：“归乎青华永行乐些，俯视九州蹇难安些。”(47)已隐含此事。作于次年即顺治二年三月的《再哭汤卿谋》十首之七：“鼎湖龙去恨如何，独倚江楼涕泗多。还忆青华香案吏，春风重唱故宫歌。”小注云：“十九日，登君山哭先帝，遂哭卿谋。时有降乩者，云先帝本青华帝君，汤子侍书金童也。”(48)再次加以强调。后来，在为汤传楹所作小传的附记中，第三次提及此事。顺治十六年，当汤传楹的女婿徐元文高中状元，有人猜测：“公肃妇翁为才子汤卿谋，早赴玉楼，征之术者云为青华府侍书。公肃之第，盖得请于帝矣。”(49)尤侗虽谦称“予未敢信为然”，但特意记载这段传闻本身已昭示其认可之诚。此际，《钧天乐》的影响已遍及江南，借助作品的影响力，汤传楹的故事竟然为徐元文中状元增添了一段命中注定的神秘，或者是尤侗创作《钧天乐》传奇时未曾预料到的结果。 关于扶乩的细节，有关史料并未给予揭示；然这一想象的制造者“泐师”则可确证为当时赫赫有名的金圣叹。关于金氏以“泐庵”、“泐师”或“泐大师”之名扶乩的有关情况，陆林教授的探讨最为具体，笔者对明末才女叶小鸾作为文学想象成因的有关讨论，也涉及了相关情况，这其实与本文论及的《钧天乐》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文。(50)得益于金圣叹的扶乩活动，明末才女叶小鸾从历史人物演变为一个文学形象，甚至影响了许多文学创作的生成，《钧天乐》即为其中之一。如果没有金氏的扶乩判词，或许汤传楹也只能止步于一个乱世夭折的才子形象，尤侗所谓“古来慧业文人，必生天上”的理解亦不能得到具象化定格，转化为《钧天乐》中的艺术形象，获得更为广泛的接受与体认。因此，金圣叹的扶乩活动建构了一位才子的“来生”。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圣叹的乩词中，汤传楹为仙的想象是与崇祯帝之死乃至明朝的灭亡密切相关的，所谓“先帝本青华帝君，汤子侍书金童也”。但《钧天乐》却无法据此进行真实的艺术表达，不仅“先帝本青华帝君”不便提及，汤子为“侍书金童”的乩语也只能含混绕过，大略交代“弟与弟妇暂寓石曼卿芙蓉城中”(第十八出《天试》)，经特科考试得授修文郎之职，兼巡按水府监察御史，与所谓的“青华府”似乎从未发生过任何关联。这应当也是两年后尤侗以“未敢信”对待徐元文中状元之传闻的心理动因之一。 然金圣叹的扶乩建构，却促成汤传楹夫妇金童玉女形象之定格，成为一部才子佳人戏曲构思的艺术源泉之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善于以白日梦形式抒发困顿不得志情怀的尤侗，将金圣叹扶乩促成的另一位文学形象叶小鸾引入其中，形成了怀才不遇与怀情不遇的双刃剑，指责了社会，抒发了自我，扬弃了现实。如是，《钧天乐》传奇理所当然地进入清初士人社会文化普遍认可的才子佳人文化思潮中，并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力，以致不少人以为其是顺治十四年科场案的揭露者和导火索：“顺治丁酉科场大狱，因尤侗《钧天乐》而起。”(51)传言汹汹，让无心插柳的尤侗险遭不测。历史的误会和巧合，有时竟然来自一个个不经意的细节，人类的想象往往逆风飞翔很远也才能稍有触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