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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初关中诗坛创作之繁盛名闻海内，获得了朝野士人的一致推崇。李念慈是清初关中诗人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仕宦南北，交游广泛，诗歌创作成就突出，赢得了当时诗人普遍的尊重。其诗歌创作不但禀承了“秦风”独有的慷慨激昂之气，而且努力学习杜甫的“沉郁顿挫”之致，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清初风云变幻而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关 键 词】李念慈/关中诗坛/诗歌创作/工部精神/秦风遗响 【作者简介】张兵(1965-)，男，甘肃会宁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清初诗坛百派争流，群星璀璨，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又一个繁盛时期。而关中诗坛创作之兴盛亦名闻海内，颇为时人称道。计东《西松馆诗集序》云：“明则空同崛起，主持一代之诗教，诗之系于秦久矣。今昭代诗人林立，而秦中为盛。”[1](P105)朱彝尊《王崇安诗序》亦云：“予求友于关中，先后得五人：三原孙枝蔚豹人、泾阳李念慈屺瞻、华阴王弘撰无异、富平李因笃子德、郃阳王又旦幼华。五人者，其诗歌平险或殊，然与予议论未尝不合也。”[2](卷三十六)学界对孙枝蔚、王弘撰、李因笃、王又旦的诗歌创作已经有了初步探讨，但是对于李念慈诗歌的研究却极为薄弱，至今未有成果问世。 李念慈(1628—1699)字屺瞻，号劬庵，陕西泾阳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曾任河间司理，因平反冤案被仇家诬陷下狱，会京师地震，朝廷大赦天下而脱罗网。康熙六年(1667)补官廉州，刚到任即裁缺免官，困居广州一年。后改任新城知县，未二年又因催科不力罢官。“三藩之乱”时入绥远将军蔡毓荣幕，在湖南转送粮饷有功，再授竟陵知县。康熙十八年(1679)，与孙枝蔚同举博学鸿辞，未能入选，遂辞官。入杨素蕴幕府，杨素蕴卒，李念慈为董理其丧。晚年归乡终老。 李念慈一生喜游览，从关中至京师，又南游吴越、岭南，晚年行迹至荆楚、蜀中，交游极为广泛，其友人中既有孤忠守节之遗民如顾梦游、徐夜、孙枝蔚、吴嘉纪、方文、邓汉仪等，也有国朝名士钱谦益、王士禛、施闰章、周亮工、李楷、高士奇等。李念慈一生仕途坎坷，但对国家命运极为关心，对下层百姓至为关怀。他的诗歌继承了杜诗的精神，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清初风云变幻而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堪称“诗史”。李念慈诗也很好地继承了“秦风”的传统，使得关中诗坛独特的地域风格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著有《谷口山房诗集》三十四卷，《文集》六卷。 一、工部精神：李念慈诗歌的思想内容 李念慈和杜甫一样，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文化世族，这样的出身背景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李念慈祖上最著名者为李世达，是明万历间名臣。李世达为官清廉，为人刚正不阿，敢于和黑恶势力斗争。万历二十一年(1593)，“与吏部尚书孙鑨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殆尽”[3](P5795)，又为赵南星等正人鸣冤，为东林人士推重。卒赠太子太保，谥敏肃。念慈父李绍荫虽未有功名，但宅心仁厚，“不为町畦崕绝之行，尤重然诺，急人患难”[4](卷十六，《李太公墓志铭》)，赢得了乡人的敬重。李念慈正是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志向远大，刻苦读书，希望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他在《答主人》诗中曾说：“圣贤有至理，典籍森昭垂。淑身及济物，其道咸在兹。……入官欲行道，岂为好爵縻。我本廉吏后，幼攻书与诗。颇亲名理趣，敬业日孜孜。”[5](文中所引李念慈诗，均见《谷口山房诗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为避免繁复，以下只注篇名)其《谦儿》诗中又谆谆教导其子：“家贫世方乱，儒术不谋生。服贾近市侩，何如习躬耕。古人带经锄，岂为世上名。幼学先孝弟，本不出户庭。苟能立而身，亦足嗣家声。” 李念慈的人生理想是“入官欲行道”，也就是施行儒家的“仁政”，这也是杜甫毕生孜孜以求的理想。可是李念慈生不逢时，在明清之际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儒家的仁政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他坎坷终身。儒家主张“华夷之辨”，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6](P2466)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7](P125)但是，在正统儒家看来，清初正是以夷变夏，“披发左衽”的时代。清朝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后要求汉族人剃头发、易服饰，引起了汉族士人普遍的抵抗。许多士人宁愿杀头捐躯、剃发逃禅，也不愿为清朝统治者服务。但是李念慈为了家族不得不参加科考，这和很多清初士人如王士禛、施闰章一样为无奈的选择。 儒家仁政的另一个含义是“爱人”，让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孟子曾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7](P162)他的理想是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7](P17)。杜甫也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8](《蚕谷行》，文中所引杜甫诗，均见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为避免繁复，以下只注篇名)。但是李念慈生活的那个时代，战乱频仍，灾荒不断，加上统治者的苛政和地方官吏的贪婪，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在任地方官时，勤政廉洁，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人民减少苦难，“虽复百里内，亦欲苏黎元”(《应辟去竟陵作》)正是他美好愿望的自白，但是壮志难酬，处处碰壁，诗人不得不慨叹“举动见肘製，有志安能伸”(《应辟去竟陵作》)。康熙三年(1664)，他被任命为河间司理，当地曾出现旗人野蛮圈地并借“逃人法”敲诈百姓的现象，李念慈极力阻止，因此被仇家中伤而拘于狱中。其《答主人》写道：“前年任瀛海，其郡号冲疲。十田九被圈，百姓绝生资。……窝逃与匿盗，任意成飞辞。狱吏畏其锋，贬法相诡随。善良那得直，忍创独含悲。我性太迂梗，按法悉绳治。穷民稍安堵，我身乃转危。竟被含沙射，经年逐拘提。”康熙七年(1668)，李念慈任新城知县，当时此地水患频仍，居民大多逃亡，但朝廷强制十二年积欠并征，历任官员因催科不力而受惩处，李念慈也因此报罢。其《出新城作》有句云：“民艰终愧图难尽，政拙犹惭补未遑。郑谷有田堪送老，齐门无计为除荒。”可见他的无奈和感伤。 李念慈和杜甫一样，在童年时期也有过一段安定幸福的生活，所以这种太平时代成了他们终身追求的理想目标。杜甫《忆昔》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纶鲁缟皆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李念慈生于崇祯年间，虽然当时社会已经矛盾重重，但他的家乡还未受侵扰，过了一段幸福的童年生活。其《感述》云：“伊我初生时，不知平世乐。仰承祖宗泽，饱食颜沃若。鲜衣骄同辈，踊跃逐群嬉。吹箫与图绘，抚桐兼围棋。是时家虽落，冻馁未侵迫。正赋亦易完，出入多闲适。”正是由于他们都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太平日子，看到过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所以对儒家的政治理想深信不疑，总是希望那样的太平时代能够再度降临人间。同时，他们也对破坏人民安定幸福生活的乱臣贼子深为痛恨。 儒家极其重视“修身”，这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要条件。曾参曾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6](P2487)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7](P141)杜甫青年时即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远大理想，即使后来饱经丧乱，他也没有改变初衷：“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伟大的人格造就伟大的诗人。这种“伟大的人格”，不仅包含正直、善良的品性，而且必须拥有阔大的胸襟和刚毅的精神。沈德潜曾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9](《说诗晬语》，P524)薛雪也说：“诗文与书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欬、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9](《一瓢诗话》，P679)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正因为他有正直刚毅的人格精神。 清人贺瑞麟有言：“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顾有志为圣贤之学者，大率以是为根本。”[10](P125)李念慈是清代关陇士人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继承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虽然看到清初社会的黑暗，但还是不愿改变初衷，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殉道精神。《思归行》云：“生不逢怀葛与羲皇，谁能饱食无忧伤。长安贵游多年少，自惭罄折形仓皇。文章未可裨缓急，安能趋走空踉跄。……饥来驱我思变策，还顾肮脏复不可。”他在《答方田伯书》中还说：“念今世仕宦，舍道则进，守道则退。既不能行其道，犹可为明道之言，以俟后世。”[5](P810)他也看到了社会上许多斗智弄巧之人要么飞黄腾达，要么身败名裂的现实，曾感慨说：“捷者固可羡，覆者亦可怜。毋宁守轨辙，循分得所安。”(《驱车行》)李沂曾说：“劬庵凡述怀作，自道生平梗概，辄洒洒数百言，如大江东注，不可止遏，何其富于才而啬于遇耶?然迹其诗中，自讼自遣处，盖实有见于道而确然能守，则其不偶也，盖未可以世俗得失论之矣。”[5](《谷口山房诗集评》，P519)深刻地揭示了李念慈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他对人生信念的执著。 儒家谴责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孟子曾说：“厨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7](P9)杜甫也谴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而李念慈所处的清初社会，贫富悬殊更为严重。其《盛筵》云：“达官一夕燕，贫家终岁食。同室叠主宾，约计千金值。觥筹连旬日，中人产可则。”《思归行》更云：“权贵门前多长裾，鱼肉满堂食客坐。”他还看到了朝廷横征暴敛、社会贫富悬殊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其《闻滇、闽、粤三藩告老各允归安插》云：“诸王拥兵过百万，南北协饷尚骚然。四方水旱亦时有，老弱岂尽免颠连。搜刮利孔无遗剩，锱铢亦入公家编。蠲租之诏虽屡下，天下百姓无一钱。”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地震，皇帝下诏罪己，李念慈认为天灾无法预测，但人祸可以消除，他说：“弭灾在本根，应天当以实。民生久不聊，公私罄搜括。遂使天下财，万流汇一窟。四海尽寒心，东南正卼臲。大法小乃廉，源清流自洁。”(《纪异》)所有这些，无不表现出诗人关怀民生、不满苛政的仁者情怀。 儒家反对“不义”战争，孟子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7](P175)杜甫也讽刺唐玄宗穷兵黩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明末清初战乱频繁，农民起义，清军入关，反清斗争，三藩之乱，无不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人间惨剧。由于李念慈出仕清廷，故对农民起义和抗清力量多有歧视，统以“盗”“贼”称之，这是他的历史局限。但在“三藩之乱”时，他坚定地支持清朝政府的统一战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是出于他的仁政思想，因为战争必然给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其《纪事口号》其四云：“小釜游魂且自尊，八闽那可抗中原。青丝白马终当灭，厦岛铜山岂假存。”表现了对国家统一的渴望。而他对战乱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尤为关切。其《军中纪事》云：“振策经辰溪，不复见居人。远望有墟落，既至但空村。闾巷洞一视，夕日照危垣。破柱犹撑立，其半砍为薪。雌雉伏灶间，猛虎嗥后门。干戈无时歇，寇退兵复屯。牧马遍原野，寸草安得蕃。欲播罂无种，欲耕皁无犍。民困亦已极，苍天胡不仁?”他还频频感叹“何时偃兵戈，天下少饥寒”(《秋夜》)，“但愿世难平，敛薄苏疮痍”(《出门》)，均表现了他向往太平、痛恨战乱的仁爱精神。 众所周知，杜甫不但反对不义战争，也反对滥杀性命，他曾说：“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表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恻隐之心。李念慈也反对滥杀无辜的行为。其《秋风》云：“东南列战垒，金鼓日夜惊。彼此矜杀伤，孰非天地生?阴阳有和气，燮理无乖睽。”在平定三藩之乱时，诗人更严厉地谴责了清兵对滇黔人民的杀戮和抢掠。《军中纪事》其十云：“转斗荡群寇，禁军亦踵至。昨报复沅州，弹压资精锐。……蔡人即吾人，朝廷岂异视。不知何营卒，旁掠敢纵恣。”这种悲天悯人的精神都渗透在《谷口山房诗集》的字里行间。 李念慈的从军诗不但真切地反映了百姓在战乱中的苦难生活，而且真实地记述了战争的发展状况，堪称“诗史”。其《军中纪事》、《杂诗》、《军中口号》等多有小序，展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爱憎态度，可印证史籍所载，补史料之阙失。如《杂兴十首》其一“序”云：“先是安亲王夺茶陵，抵长沙，以调吉安府，守将从征，府遂为别寇侵据，而沅州亦多草寇妨运，平南王薨，其子之信遂叛粤东梗化。”证之《清史列传》、《清史稿》等史籍，纤毫不差。其五云：“婺水新安富丽乡，寇来邻郡岂周防。千村扫地连舂磨，万室飞烟起盖藏。夜半月明空燕垒，春风雉雊旧鱼梁。荒残碧树茶村冷，谁辨山源七盌香。”“小序”云：“徽州为饶州乱民杀掠，至掘地剥梁碓磨无遗存者。”这和杜诗《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一样为当时战争的真实载录，可以以诗补史，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难怪顾景星说：“空同《秋兴》乃悬虚而说，劬翁此诗乃摭实得之，忠悃殷忧，才力识力俱在其中。”[5](《谷口山房诗集评》，P5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