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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分析春秋时代的龟卜与筮占制度的人文性特点入手，对见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的春秋时代卿大夫解说龟兆、卦象的解说文的文体特点进行了归纳，认为春秋时代的解兆说卦之文具有依据龟兆、卦象之象征义，结合贞问者的身份、德行和所问之事的形势等进行灵活解说的特点。这种模式已经完全改变了此前因事命龟、据颂释象的僵化的礼仪写作模式，促使一种全新的文体——解说文——的生成。 【关 键 词】春秋时代/卜筮制度/解兆说卦之文/生成 【作者简介】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发表过论文《春秋时代的文章本体观念及其奠基意义》等。 解说文是指春秋时期出现的解释和说明异常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以及说解《诗》、《书》、《礼》、《易》等经典的以“解释”和“陈说”为特征的文体。《周礼·大祝》“六祈”之辞其六为“说”，旧说以为是“陈论其事”以告神之辞。春秋时期这类文章根源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对春秋以后的诸子之文与解经之文(如《易传》、《诗传》等)在文体形式方面有直接的影响。 解说之文主要见于《左传》、《国语》、《周书》等文献①，其主要类型有两种：第一类是解说异常社会现象之文，第二类是解说卜兆、《易》象之文。从载于上述典籍的若干例文来看，巫史或筮史撰制发表此类解说之辞时，在大体遵循一定言说范式的前提下容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发挥余地。也就是说，它已经具备做为“文体”的通约性与个性特点。 本文主要讨论与龟卜、筮占有关的解兆之辞和说象之辞。这类言辞多因事而发，借象(龟兆或卦象)敷衍，发挥成文。其发表者(作者)多为操持龟卜和筮占的卜人和筮史，后来巫史之术传布于社会，当时以博学著称的国君或卿大夫亦参与此类言辞的撰制。归根结底，这类解说辞仍未超出应用性的礼仪写作范畴，故本文拟从春秋卜筮制度的操演入手，对其生成机制及其影响做一简要梳理。 一春秋龟卜制度与解“兆”之辞的生成 春秋时代的解兆之辞虽然也是在龟卜操演中产生的解说吉凶的言辞，但其行文格式已与殷商甲骨卜辞有很大不同。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包括叙辞、命辞、贞辞和验辞②，而春秋时代的解兆之辞则主要是针对龟卜所得的兆象进行解说，以推断吉凶。以解说兆象为主，时或引述卜辞中的命辞或验辞。这种文体上的变化源自于龟卜制度的变化。 (一)春秋占卜制度 春秋时代，周礼尚在，列国聘问犹尊周礼。故其时占卜制度大体仍沿袭西周而有所变化。兹据西周旧制并结合春秋时代占卜实例对其操演程式予以概述。早期占卜制度主要见于《尚书》的《洪范》，《诗经》的《灵台》、《旱麓》、《皇矣》、《文王有声》、《棫朴》等诗，以及《国语》和《左传》等。不过最为系统的还属《周礼》。学者们虽然怀疑《周礼》，但晚近以来的研究表明《周礼》所述制度多与西周及春秋制度吻合③。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以为《周礼》“所记虽是理想的周制，但亦非一无所本。它说明了卜事的分工，卜事的程序”④。所言信而有征，故借《周礼》所载可以了解春秋时代之龟卜制度。据《春官·大卜》云：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眡高作龟。大祭祀，则眡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周礼》“大卜”总掌卜筮之事，其职下又有“卜师”、“龟人”、“莓氏”、“占人”、“占梦”等职，以协助大卜从事占卜。从其下属看，其时是龟卜与筮法、梦占等并用，占问重大事宜时，总是先卜后筮，体现着“筮短龟长”(《左传·僖公十五年》)的观念。春秋时大卜掌握着“三兆”之法，即记载着解释各种龟兆的文字，亦即所谓“经兆之体”⑤。张秉权发现灼痕和卜兆都有以下五种可能性体例：自上而下，从内向外且自上而下，从外向内且自上而下，从下到上及不规则排列⑥。大卜所掌的这种对兆象的描述共有一百二十种，种类划分更细致。占卜者对于卜兆的解释有一套特定的规定，因此太卜所掌还有解说相应龟卜兆象的解释性文章——一千二百颂⑦。 因为卜筮并用，所以大卜也须通晓筮法，即“三易”之法，但龟卜是其专长和主要职司。大卜在立君立储、祭祀、迁都、出征等重要事件举行之前，奉命操龟占卜，并据所涉之事做命龟之辞。通过占卜得到相关兆象后，要对照所掌握的解说兆象吉凶的“颂”，对其予以说明和解释，以判断吉凶。这类文辞按照其内容一般有八类，即：征、象、与、谋、果、至、雨、瘳。贾公彦《疏》解释上述八类辞的内涵说：“国之大事待蓍龟而决者有八。定作其辞，于将卜以命龟也。郑司农云：‘征’谓征伐人也。‘象’谓灾变云物，如众赤鸟之属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见吉凶，《春秋传》曰天事恒象，皆是也。‘与’谓予人物也，‘谋’谓谋议也，‘果’谓事成与不(否)也，‘至’谓至不(否)也，‘瘳’谓疾瘳不(否)也”。郑玄的解释与郑众之说略有不同，他以为：“‘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谓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与’谓所与共事也。‘果’谓以勇决为之，若吴伐楚，楚司马子鱼卜战，令龟曰‘鲋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是也。”郑玄对郑众之说予以纠正，并补充了一个春秋时楚司马子鱼卜战命辞的实例，对我们理解龟卜的操演程序以及其中的命辞制作颇富启发意义。 春秋时期是筮占流行的时期，龟卜的频率仍较高，这表明这种占卜方式在社会生活中仍有一定的地位，人们在为政及日常生活中仍对其有相当的依赖。仅就《左传》所载，以龟占卜的就有55例之多。其所涉之事依次数分布如下：征伐20次、郊祭8次、立储4次、营建4次、生育4次、疾病4次、婚姻3次、气象1次、梦境1次⑧。由以上分布情况，对照《大卜》所载，春秋龟卜所涉之事大体不出《大卜》所限“作龟之八命”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征伐、祭祀、营建、立储等方面。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龟卜实例统计表明，当时是戎多于祀。另外，从总体来说，卜祭祀8次，其余占47次，关于人事活动的占卜次数远远高于贞问祭神等事。这个变化表明，春秋时期的占卜活动中，“人事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神事”⑨。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占卜所得“兆象”的解说，也有重人事轻天命的倾向。卜人在解说卜得的兆象时，很重视问卜者的身份、德行和事情形势等，有德则兆虽不佳而能逢凶化吉，无德则兆虽上好而无福有咎。 从《左传》、《国语》等所载来看，春秋时不仅周天子有卜官专司占卜之事，各诸侯国亦有卜官。见诸史料者如晋之卜偃、史苏等即是，这表明占卜仍主要由卜官担任。但从占卜实例来看，楚司马子鱼、鲁敬仲之妻等贵族也常常灼龟而卜、因事命龟、据颂释象，又说明春秋时期卜官的权威正在逐步地下降，占卜的神圣性不如殷商和西周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