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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书写民间文化，弘扬民间传统和民间精神。 东北沃土千里，物产丰饶，有着与关内完全不同的地理景观。加之开发相对较晚，周边移民不断迁徙，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各种方言俗语、传奇故事、歌谣戏曲、民俗活动等民间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它们构成东北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东北作家写作的重要资源。 跳大神民俗在东北文学中颇为常见，萧红的《呼兰河传》有较详细的描写。但叙述最多最细致最生动的还是端木，他的多篇小说和散文都有描述。《科尔沁旗草原》第一章就用了11个页码的篇幅叙述跳大神的过程。跳大神的大仙用哭诉的口吻揭露地主丁四老爷发家致富的秘密在于“神仙保佑”，借此哄骗善良的百姓，保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和万贯家财。《大江》第一章用了7个页码的篇幅描写铁岭家跳神的热闹、神秘景象。小说叙述了年轻漂亮的媳妇九姑娘如何成为跳大神的“花大神”。对跳神过程中的服饰装扮、各种道具的功能、神秘的唱腔曲调(邪魔歌曲)、冗长的歌词内容、欲神欲仙的表演动作、大汗淋漓的表演状态，神灵久请不来的焦虑心理，神魂附体后的唱词变化，所开药方的内容数量和病情诊断的细节，作家不厌其详地一一交代。跳大神吸引了村人来观看，大家都希望得到预期效果。然而，铁岭哥哥的病情并未因大神的巫术行为而好转，气愤之极的铁岭对大神扇了一耳光。作家如此耐心细致地叙述，至少表达了四层意义：第一，跳大神是东北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民俗活动，是大神和民众共同狂欢的仪式，对个人命运和家庭财富产生决定性作用。第二，它是表演者的护身符和生存手段。九姑娘因为跳大神而嫁了个身强力壮的丈夫，也因治疗效果好而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还能赚取钱财过好日子(端木有个舅舅跳大神)。第三，它是求神者的心理慰藉和精神寄托。家人生病，请人跳大神，即使不能治愈也不会产生心理压力，将其归之为是命定，神灵也无法保佑，活着的人聊以安慰。第四，跳大神是富有新锐思想的反对者的攻击目标。铁岭在睽睽众目之下扇大神耳光的举动，就是与神巫抗争。它被视为对神的亵渎和不恭，引起了大神的诅咒和旁观者的恐慌。实际上，它是铁岭反抗行为的表现，是科学思想和民主意识的萌芽，也是铁岭走上抗日道路的起点。没有大神的“失算”，就不会有铁岭的觉悟。由此观之，跳大神这种民间文化具有多种功能，对旁观者能产生娱乐功能，对跳神者能产生经济功能，对求神者能产生心理安慰功能，对拒斥者能产生反抗功能，促使他们寻找新生道路；一旦被作家写入文学文本，又能产生文化承载功能和审美功能。跳大神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东北民间文化中占有重要席位。 此外，作家还运用方言俗语、行业密语、民间歌谣、宗教文本进行叙事，刻画人物性格。《大江》中的李三麻子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是民间文化孕育的精英。他深谙各种民俗，方言俗语、土匪黑话脱口而出，典故传说、民谣故事张嘴就来。他和卖碗人玩“摇骰子碗”游戏，边念边唱可通宵达旦，尽了兴致也解了疲乏。他和新兵讲人情世故，看见小庙就跪拜念经。他与老太太拉家常，能十分顺溜地唱关东大鼓莲花落。慰劳会上他给战友们唱“罗汉调”，混合着宗教神话故事和民间俗语的歌谣赢得同行惊叹。他的匪气一旦发挥正能量，就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端木描述的民间文化带有沉郁、悲凉的风格。《风陵渡》与沈从文《边城》在描写船工生活经历和民间文化方面类似。但沈从文的画面是优美的，人性是温暖的；而端木则是冷峻的、刚烈的。沈从文的民俗活动是人们情感交往的纽带，欢快轻松；端木笔下的民俗都带抗争意义，悲壮沉重。《遥远的风沙》运用大量方言、土语(黑话)刻画土匪形象，可与艾芜《山峡中》的土匪媲美。但端木笔下的环境是荒凉的、凛冽的；艾芜则是沉雄的、壮观的。端木的《红夜》与台静农的《拜堂》均属于婚俗故事，但前者先扬后抑，以悲剧告终；后者先抑后扬，以团圆结局。造成这种审美风格的差异，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是“九一八事变”让东北故乡陷入水深火热之境，作者内心郁积着愤懑和苦痛。端木将民间精神与时代情绪紧密结合，其作品流露出强烈的时代感和忧患意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精神的表现，也是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内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