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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转型影响下宣帝时期汉赋观的特点及嬗变 据《汉书·昭帝纪》载：盐铁会议后，“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似乎这次会上虽然“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25)，讨论极热烈，却只是得到了罢酒榷的结果，而文学、贤良强烈反对的汉武帝时期的备边等政策仍在延续。桓宽还在《盐铁论·杂论》中感慨文学、贤良的陈词“终废而不行”，似乎会议收效甚微。然而，只要将会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考虑，即可发现这次会议对昭宣社会转型意义重大。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元凤元年(前80)，坚持维护武帝战时政策的桑弘羊就受上官桀父子、燕王刘旦、鄂邑长公主谋反事牵连被杀，执行武帝轮台诏精神的最大障碍被铲除。尽管霍光辅政期间没有罢除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并一定程度加强了边备，但正如《汉书·昭帝纪》赞云：“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盐铁会上文学、贤良呼吁的一些经济、军事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汉书·食货志上》还记载：“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文学呼吁的流民问题也有所缓解。这些都昭示了盐铁会议对昭宣时期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重要影响。 在学术文化上，从盐铁会议论辩双方引用典籍的情况看，汉昭帝时期，儒学获得了空前重视(26)，这与武帝以来实施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有关，更与昭帝时期儒者获得统治者欣赏有关。始元五年(前82)夏阳男子张延年假冒卫太子诣北阙，时丞相、御史、中二千石官员都不敢表态，隽不疑依《春秋》义将其收缚，平息了这一事件，霍光由此感慨：“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27)。又元平元年(前74)，夏侯胜以《洪范传》推测“臣下有谋上者”，由此劝谏刘贺，使当时正在谋划废黜刘贺的霍光和张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28)。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对盐铁专卖等经济政策、征伐匈奴等军事扩张政策的猛烈抨击，更是有力打击了桑弘羊的政治威望，使霍光得以在会后顺利铲除政敌。这一系列事件，促使霍光乃至宣帝在用人问题上注意选拔儒士。尽管宣帝治世秉持汉家制度“霸王道杂之”，但受昭宣时期政局演变的影响，亦需借助儒学维护皇权独尊，巩固既得政权，因而较重视选拔魏相之类通达的儒士任职，从而推动了宣帝时期文人群体进一步儒士化。这有《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为证：武帝时期“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相比之下，宣帝时期以儒术进者数量较武帝时期明显增多。 在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汉宣帝修武帝故事，仿效武帝搜罗文人为其润色鸿业，促进了这时期宫廷文人群体的生成与汉赋创作的繁荣，也推动了这时期汉赋观在继承前代探索的基础上，呈现出了新的时代风貌。 据班固《两都赋序》：“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29)可知宣帝时期的汉赋作家跟武帝时期一样，有言语侍从王褒、刘向，还有公卿大臣刘德、萧望之。另据《汉书·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可知宣帝时期赋家还有言语侍从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人。这些言语侍从构成了宣帝时期宫廷文人群体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今存文献，宣帝时期赋家生平可考者多兼具赋家与儒者双重身份。如刘德与刘向父子为楚元王刘交之后，家庭有习《诗》传统，刘向还曾受宣帝之命修习《榖梁春秋》，在甘露三年(前51)讲论《五经》于石渠阁，被王充称为“鸿儒博生”(30)；萧望之治《齐诗》，为一代儒宗；王褒学术渊源虽未能详考，但其作品多引用儒家经典，可推知曾熟读经书。而汉宣帝本人也曾“师受《诗》、《论语》、《孝经》”(31)，并因思念祖父刘据而好《榖梁春秋》。文人群体的儒士化与帝王娴熟儒家经典，势必促使当时人们较武帝时期更重视赋美刺讽喻的政教功能。 尽管这时期没有出现《两都赋序》这样的赋学专论，但由史料记载和这时期的作家创作，仍可寻绎出此期汉赋观的基本特点。《汉书·王褒传》即有一段记载：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顷之，擢褒为谏大夫。记载反映了汉宣帝时期两种不同的汉赋观。一种是以“议者”为代表，反对追求赋的娱乐功能。宣帝修武帝故事，令王褒、张子侨等作家在侍从游猎行幸之际作赋，并论作品高下赐帛，这行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与竞技性。由宣帝对辞赋的辩护，不难发现“议者”以赋为“淫靡不急”的批评实际是针对王褒、张子侨等侍从臣的辞赋而发，主要指向辞赋的内容。这种批评与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反对统治者乐舞享乐的观点是一致的。参以《汉书·王吉传》，《韩诗》学者、谏大夫王吉曾因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劝宣帝“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可推知这些“议者”当为王吉之类修习儒学的文臣。一种是以宣帝为代表，认为赋具有“辩丽可喜”的形式与“仁义风谕”的内容，欣赏赋可在娱乐中获得道德熏陶、增长学识。应该说，这两种观点尽管有不同，但并不构成矛盾关系，都体现了儒家追求文学社会功用的政教文学观念在汉赋领域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汉宣帝的汉赋观更具包容性。他在驳斥“议者”观点时，延续了桑弘羊“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的追求文艺娱乐功能的观念，肯定赋的艺术形式美，同时也认同盐铁会议论辩双方提出的文学应具有美刺时政的政教功能的观点。这是一种对雅与俗的艺术形式美、对审美娱乐与政治教化两种艺术功用兼容并包的新的汉赋观，体现了封建社会强盛期人们对自身艺术创造美的积极肯定，洋溢着一种昂扬自信的气势。另外，从宣帝对辞赋的评论看，他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将优秀赋作与当时被视为经典的古诗相提并论，高度肯定了汉赋的文学地位，并触及了汉赋的来源问题。这对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总结当有启示意义。 如果说汉宣帝和“议者”是从读者角度对汉赋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作出评论的话，那么，王褒与刘向则是从作者角度总结了他们的汉赋创作经验。 王褒是宣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十六篇。他在《圣主得贤臣颂》、《四子讲德论》、《洞箫赋》等作品中都透露了其汉赋观。《圣主得贤臣颂》开头云：“今臣辟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指。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32)说明其作颂目的是抒发内心情感。而人的内心情感包括社会政治情和个人情。从王褒对赋的评论及其创作实践看，他更多抒写的是社会政治情。在《四子讲德论》中，王褒借浮游先生之口，面对斯微文学“何必歌咏诗赋可以扬君”的质疑，提出了诗赋应当歌颂盛德的观点： 昔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吉甫叹宣王，穆如清风，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伪臣虚称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伤乎王道。故自刺史之来也，宣布诏书，劳来不怠，令百姓遍晓圣德，莫不沾濡。……于是皇泽丰沛，主恩满溢，百姓欢欣，中和感发，是以作歌而咏之也。(33) 在此，王褒借阐释周公作《清庙》颂文王之德、尹吉甫作《烝民》赞周宣王之功，明确提出作家在世平道明的时代有歌颂君王统治业绩、令百姓遍晓圣德，以辅助君王教化百姓、稳定政权的义务。其《甘泉宫颂》还写到：“窃想圣主之优游，时娱神而款纵。坐凤皇之堂，听和鸾之弄。临麒麟之域，验符瑞之贡。咏中和之歌，读太平之颂。”(34)描写了汉宣帝在优游赏观之际，欣赏具有中和风格与太平内容的诗赋，此中也透露了王褒以赋颂德的汉赋观。正如班固《两都赋序》所总结，武宣之世的赋皆“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35)，在王褒那里，他除了提出诗赋当颂盛德外，还通过其创作实践表达了以赋委婉劝谏抒下情的要求。如《圣主得贤臣颂》云：“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认为君臣相得才能建立更大功业，委婉劝谏宣帝选用贤能。此颂篇末还说：“是以圣王……遵游自然之势，恬淡无为之场，休征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班固就此解释：“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36)说明王褒也继承了枚乘、司马相如以来以赋讽喻的精神。 王褒除重视以赋抒发社会政治情感外，还非常重视赋的辞采美。如其作《九怀》，据王逸《九怀章句》：“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37)可知见王褒在同情屈原身世之际，对屈原作品“藻采敷衍”也非常叹赏。而所谓“裨”，有弥补、补益之意。说明王褒作《九怀》不独追愍屈原，还有暗地里比拼藻采之意。这恐怕与他侍从宣帝时，宣帝令他与张子侨等人作赋，“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形成了竞技逞才的创作意识有一定关系。追求汉赋的辞采美，在刘向那里也有体现。《九叹》中，刘向表明其创作目的是：“垂文扬采，遗将来兮。”王逸注：“言己虽不得施行道德，将垂典雅之文，扬美藻之采，以遗将来贤君，使知己志也。”(38)这样的创作理念，与司马迁“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39)的创作观相似，突出表现了对作品辞采美的追求。尽管刘向《九叹》并非作于宣帝时期，但据《汉书·楚元王传》：“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40)刘向的赋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宣帝时期。因此，可以说，在宣帝用物质赏赐与精神鼓励来论赋之高下的手段刺激下，王褒、刘向等赋家形成了一种竞技意识，促使他们在赋的艺术形式美方面进行了探索。 此外，由《洞箫赋》对音乐的描述，还可窥见王褒对汉赋的内容与艺术形式美并重的观念：“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淫兮。条畅洞达，中节操兮。终诗卒曲，尚余音兮。吟气遗响，联绵漂撇，生微风兮。连延骆驿，变无穷兮。”“中道”，李善注云：“中于道德。”(41)这几句前半段着眼于音乐的内容：合于道德、乐而不淫；后半段着眼于音乐的形式：条畅中节而变化无穷。这些既是王褒对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要求，也可视为王褒对赋的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创作体验。而同样观念在刘向那里也有体现。刘向《雅琴赋》：“观听之所至，乃知其美也”(42)、“穷音之至入于神”(43)、“游予心以广观，且德乐之愔愔”(44)，同样也表达了对优美动人、道德深蕴的音乐艺术的欣赏。但相比之下，王褒强调音乐“变无穷兮”，更具创新意识。这样的音乐观其实也融入了王褒赋的创作中。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点评汉代十大赋家的各自特点时指出：“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即特别抓住了王褒赋“穷变”的特点。就《洞箫赋》为今存赋史上第一篇独立成篇的乐器赋看，此评可谓知言。 刘向也是汉宣帝时期的重要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三十三篇。但由于他历仕宣、元、成三帝，且其创作于宣帝时期的赋作多散佚或仅存残句，蕴含其汉赋观的《九叹》、其校书所作的《别录》、《书录》都作于元、成时期，故此不作详论。 由以上对宣帝时期汉赋观的清理不难发现，盐铁会议之后，汉宣帝时期的汉赋读者与作者都参与了对汉赋的社会功用与艺术表现技巧的讨论。以“议者”为代表的儒臣站在尚节俭、重政教的立场，反对汉赋的娱乐功能；汉宣帝站在稳定政权、个人喜好的立场，既强调汉赋“仁义风谕”的政教功能，又重视汉赋“辩丽可喜”的艺术形式美；以王褒为代表的赋家站在为帝王服务、为盛世谋划的立场，提出了文学当歌颂盛德、辅助政教的创作原则，追求汉赋文与质的统一，重视赋的辞采运用，具有以赋逞才的倾向。尽管他们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汉赋的具体看法也不同，但总体而言，都反映了这时期人们对汉赋社会功用的积极关注，体现出西汉中兴期士人对社会政治的热情关怀。汉宣帝将优秀辞赋与古诗等同视之，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汉赋的社会地位；王褒重视赋的辞采美、追求“变无穷”的艺术境界，则反映了昭宣时期社会转型下汉赋作家的创新意识。可以说，经过盐铁会议的反思，宣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相对于武帝时期有了调整，社会呈现出转型样态，如变政治上的外儒内法、重用酷吏，而为德刑并用、重用循吏，变经济上的与民争利而为休息养民，对武帝时期方略，否定的同时也有吸纳。宣帝时期政策上的变通兼容，取得了《汉书·宣帝纪》赞称道的“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单于慕义，稽首称藩”的巨大成效。这些成效必然会对当时的文艺观念带来冲击。从盐铁会议上朝野士人对文艺特性的讨论，再到汉宣帝时期的汉赋读者和作者对赋的社会功用与艺术形式美的探讨，不难发现，随着社会转型带来的国力复兴，宣帝时期人们的心态在沉稳中充满自信，与此相应，这时期的汉赋观也呈现出了由盐铁会议前的各持一端向兼容并包、逞才求新的方向迈进的恢弘气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