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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2014年，关于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讨论持续升温，这既显示了当代评论家的自信与自觉，也展示了这一命题的价值与阐释力。雷达在《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对“作为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想象与建构，乡土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履历。在表现城市化产生的复杂社会问题和各种价值断裂时，乡土文学正在积极书写、建构和谐社会中新的道德、信仰和美学新秩序。”张颐武在《中国故事：命运与梦想》中指出，“中国故事是当下全球和中国本身所关切的。一方面中国30年来的变化使得中国故事有了更为重要的含义。另一方面，当下中国本身也需要对自己的故事进行叙述、阐释和理解。中国故事一方面当然是对于中国的想象和表述，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现实本身，所呈现的丰富和复杂的情境。”霍俊明在《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与“本土现实”》中强调如何“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文学”，他认为，“文学的现实感所要求的是作家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现实’的能力，甚至是超拔于‘现实’的能力。所以，处理正在发生的‘现实’对于作家而言无异于一次巨大的冒险和挑战”。可以看出，“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是当前中国文学的一种新主题与新趋势。 2014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得到更进一步的讨论，《文艺报》开设“文学如何表述现实”专栏，刊发了李敬泽、梁鸿鹰、李洱的《如何确立文学对现实的有效表达》、孟繁华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与超越》等文章。王德领在《现实不仅仅是“问题小说”》中指出，“如果我们把现实定位为‘问题’的堆积地，就永远不会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现实不仅仅是问题的丛生场所，而且有它内在的逻辑和秩序，有它的丰富性和驳杂性。” 刘大先在《现实感即历史感》中认为，“任何一种现实都是在历史中的现实，它要求个体超越与战胜自己的有限性，以人格挑战神格，摆脱褊狭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下的叙事如同美杜莎的眼睛，让触目所及的现实僵化枯死，一方面立足大地接地气，另一方面要有飞升的愿望。”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当代文学经典化等问题，也得到了关注，吴义勤的《“经典化”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刘锡诚的《1982：“现代派”风波》、岳雯的《不彻底的改革和理性的抒情——重读〈沉重的翅膀〉》、贺仲明的《论当前文学人物形象的弱化与变异趋向——以格非〈江南三部曲〉为中心》、余夏云的《重写现代——“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的阅读与反思》、张定浩的《爱和怜悯的小说学——以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为例》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这些问题。 当代文学批评的前沿问题 2014年，最新发表的一些重要作品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陈晓明的《〈老生〉：告别20世纪的悲怆之歌》、胡平的《〈来生再见〉：战争与人的雄奇诗篇》对贾平凹、何顿的新作做了深入分析，汪政的《价值、知识与话语》、王干的《不老叙事人的青春逆袭》、项静的《想象大地上的陨石》则分别对刘醒龙的《蟠虺》、王蒙的《闷与狂》、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三部长篇小说进行了评析。2014年，“70后”作家的长篇写作成为文学界的一个焦点，徐勇的《全球化进程与一代人的精神自救——评徐则臣的长篇新作〈耶路撒冷〉》、梁鸿的《“后文革”时代的忏悔与生活——读〈认罪书〉》、孟繁华、唐伟的《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世界——评李浩的长篇小说〈父亲简史〉》、贺绍俊的《以赏识故事的方式书写世俗人生——读东君的〈浮世三记〉》等文章，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做了及时而深入的评析，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批评的介入能力。 李冰在《关于报告文学的卮言散议》中分析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思想性、文学性以及两个效益、两种价值等问题，指出，“作家要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自觉做到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要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格调，抵制低俗之风、逐利倾向。这不只是报告文学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学界都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何建明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创作谈》中指出，“我写《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一书，最大的创作体会是：假如和平是我们永远的追求，那么牢记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必定也是我们不能动摇的信仰。”李建军的《伟大中国的美丽书写——读〈胡平的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于雪飞的《纯净的精神力量——读报告文学〈天路上的吐尔库〉》、路平的《跨越自己 向梦进军——魏锋〈春天里放飞的梦想〉读后》等文章，也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进行了评论。 在散文方面，随着李零《鸟儿歌唱》、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韩少功《革命后记》等作品的发表，关于“学者散文再崛起”的讨论也成了文学界的一个热点，顾文豪的《真话让世界陷于尴尬》、余亮的《徐志摩的浮云和奥威尔的暧昧——评刘禾新作〈六个字母的解法〉》、陈冲的《历史不是由亲历者写成的——读韩少功〈革命后记〉随想》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切入了历史与问题的讨论。 2014年，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超、打工诗人许立志自杀身亡，在诗歌界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陈福民的《诗歌不需要被原谅》、霍俊明的《陈超：用诗歌与时间和脆弱抗争》，以及秦晓宇为许立志编选的诗集《新的一天》的序言，不仅是对两位诗人的纪念，也让我们看到了诗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可能性。 近年来，“非虚构”的创作态势蔚为大观，而且理论上的思考与探讨也持续不断。2014年，何平的《非虚构写作：事先张扬的文学态度》、李德南的《非虚构：面对真实还是面对文学？》、陈丹燕、张莉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照相术”吗？——关于非虚构女性写作的通信》、王璐的《关于“非虚构”文学的一些思考——兼评〈寻路中国〉》、刘昕亭的《谁的非虚构？什么样的现实？——2013年打工图书出版热分析》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分析。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文学及新媒体的崛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民日报》开设“网络文学再认识”栏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评价网络文学的方法与标准，李敬泽的《网络文学：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指出，“我们要放下两种傲慢与偏见，传统文学依靠思想和艺术品质对网络文学抱有傲慢与偏见，网络文学背靠市场对传统文学抱有傲慢与偏见。实际上，它们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它们都能从对方那里得到重要的支持和营养，共同构成一个完整、健全的文学生态”，并探讨了构建评价体系、建立文学整体观等问题。南帆的《网络文学：庞然大物的挑战》、何向阳的《网络文学发展的系统工程》、邵燕君的《媒介新变与“网络性”》也都从不同角度对网络文学做出了分析与探讨。 新世纪文学引人注目的另一个方面，是一些新的文学类型的出现，比如科幻小说的崛起以及大陆“新武侠”的产生，黄灿的《作为宇宙的个体与作为个体的宇宙——论〈三体〉三部曲中的张力艺术》、刘博的《与时代同步的基因科学幻想——读王晋康“新人类”系列科幻小说》、姚晓雷的《新世纪武侠：以“我”为主的武侠新时代》、徐刚的《徐皓峰样本， 样本徐皓峰》等文章，对这些新的文学现象与作品做出了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