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30.00元
    

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通过对从林纾、苏曼殊到郭沫若、萧军等七位现代作家心路历程的细致观测，认定五四时期精神风暴的中心，其实更接近于西方浪漫主义的传统：“两者都表现出对古典传统的秩序、理智、图式化仪式化和生活结构化的反对，两者都开创了对真诚、自发性、热情、想象以及释放个人精力（总而言之，以主观人类的情感和精力为首要）的新强调。”
    现代个人在清末民初的崛起：从林纾到苏曼殊
    那么，浪漫主义到底给“五四”带来了什么？是创造了共产主义者颂词中的那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还是导致了备受民族主义者谴责的一次“传统文化的彻底破坏”，或是孕育了自由主义者赞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一切解释或许皆有道理，但从根源上看，浪漫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四的历史舞台上聚光灯追逐的对象，与现代个人在清末民初的崛起密不可分。
    在传统中国，自我的价值虽然是自足的，却不是自明的，需要放置在“家-国-天下”的伦理脉络中才能得到确证。然而，自明清之际起，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所产生的重视自我、解放自我的思想诉求，进入晚清之后进一步高涨。与此同时，随着19、20世纪之交传统社会的衰落，读书人的成长伴随着普世王权的倾覆。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社会制度转型的漩涡之中——不明朗的人生前途代替了传统社会明确的生活前景。对自我的发现，成为知识分子建立新的身份认同的第一步。
    此时此刻，作为“最后的儒学者”和“第一个西化者”，林纾在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将林纾视为五四“浪漫一代”的先驱者，或许会令人感到格格不入。因为他曾经极力反对使用白话文，并且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展开激烈争论，还借助小说来影射和讽刺五四的“新青年”们。然而，林纾的精神履历表明，他重视孝道、热爱家庭，有着感情丰富的个性和悲剧的人生。他对于“情”的重视，使得他确信，“情”并不需要被重重礼教所约束。相反，“情”本身就是道德。这一浪漫主义的特质，当林纾沉醉于西方小说的世界之后，被大大强化了。随着阅读与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狄更斯的小说以及哈葛德的传奇，逐渐在他的心中营造出一个感情、道德与英雄主义的三维世界。作为儒家传统最忠实的深沉依恋者，林纾同时又扮演着浪漫主义思想最初接纳者的角色。
    在一个儒家思想的感召力日渐削弱的时代里，虽然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试图“在旧有的儒家传统下带出这些新的讯息，希望能将新的血液逐渐输入日趋腐朽的传统学说的躯壳之内”，但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往往就在这些貌似坚不可摧的人和事上打开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欧梵称林纾超过了文学史层面上“单纯的象征意义”，留下了“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遗产”，并非虚誉。
    林纾的努力直接启发了他的后辈之一——苏曼殊。苏曼殊个人的传奇经历，显然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况且他也并非从儒家的传统视角来处理情感的问题，而是更多地运用了道教与佛教的思想资源——“自然”与“风流”。虽然胡适在写给钱玄同的书信中，尖锐地批评苏曼殊的小说是“胡说八道”，而且充满了“兽性的肉欲”，不过，苏曼殊还是通过其创造风格与技巧，将个人的情感推到极致。当他夸张地展示自己的情感个性与生活方式的时候，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也借此来挑战和摧毁既定的社会习俗。1918年，苏曼殊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去世，无数的青年男女从四面八方来到西湖边他的墓前凭吊，少女们将他的照片挂在蚊帐上，苏曼殊的表妹甚至因此自杀。
    浪漫主义的忧郁与活力：郁达夫与徐志摩
    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具有独立人格与意志自主性的现代个人，与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中的个性主义的关联，变得更加水乳交融了。根据以赛亚·伯林的分析，浪漫主义在近代欧洲的思想脉络中，发源于意大利、法国，成熟于德国。这一传统与人们熟知的启蒙运动，既相互疏离又彼此交织：一方面，启蒙运动源自法国大革命为之而战的信念，即普遍理性、秩序和公正的原则，而通常与浪漫主义关联的理念是“独特性、深刻的情感反思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简洁地说，与理性主义相反，浪漫主义主张的是“不屈的意志”的观念，人们所要获得的不是“价值的知识”，而是“价值的创造”。因此，浪漫主义者追求的是“有朝气而热情的生活”。另一方面，在东西方的现代历史进程中，两者又常常彼此合流，浪漫主义传统对于意志自主的强调、对于个人价值的张扬，反过来也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受“西潮”的冲击，在五四时期，欧洲的浪漫主义与强调个人意志自主的阳明心学彼此会通，为近代中国的世俗转型与超越价值的突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因此，在郁达夫眼里，他的前辈苏曼殊的“浪漫气质”和“行动风度”，远比创作的诗歌、小说、绘画都要好，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而郁达夫把文学作品视为作家的“自传”，将描写自我的冲动，当成自己创作的原动力，则是对从林纾、苏曼殊那里肇始的浪漫主义传统的薪火传承。不过，郁达夫的浪漫并非简单的等同于“诗酒风流”。按照李欧梵的考证，受到父亲去世的影响，郁达夫痛苦地认为自己给家族带来了“诅咒”，也产生了屠格涅夫式的“多余人”的身份认同。其实，郁达夫的生活弥漫着忧郁而颓废的气息，但基于对内心苦闷的纾解，他需要和他在作品中建立起的自我对话。在一些研究者看来，郁达夫笔下那些对于性事的自咎，与当时国家和种族饱受屈辱有关。这实在过于夸大其词了，不过，“忧郁症”确实是从《沉沦》到《银灰色的死》中所有浪漫主角的共性。终其一生，郁达夫在描写“内在的”自我的时候，也在故事里结合了一个外在的“自我”——一个由欧内斯特·道森和旧式才子黄仲则结合而成的幻象。
    如果说，浪漫主义在郁达夫这里呈现出的是少年维特式的忧郁，那么在郁达夫的终生密友徐志摩那里，则表现为约翰·克里斯朵夫式的活力——这正是李欧梵笔下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两个不同侧面。胡适将徐志摩的人生观归纳为一种“单纯的信仰”，那就是“爱、美与自由”。因此，与林纾、苏曼殊包括郁达夫那种抗拒中庸之道的“悲剧英雄”形象不同，徐志摩扮演的是肩负使命、积极挑战的骑士角色，他手中的剑是生命与爱的动力。那个时候，徐志摩倾慕的对象之一是法国的卢梭，而自我解放和自我觉醒的观念，成为卢梭思想中最能吸引他的部分。随着徐志摩意识到个性与能力的意义，逐渐扬弃了年轻时代服务国家的理想，代之以个人主义。他说：“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道施滔奄夫斯基——按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在这170年间完美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式的迸窜着，在这光焰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
    个人情感无法避免地卷入政治：郭沫若
    对于深受儒家思想传统影响的五四“浪漫一代”来说，他们心目中的“自我”，并非苏格兰启蒙传统所产生的、基于个人权利的“原子式”个人，而是需要一己“小我”通过“大我”的实现，进而确证自身价值的“自我”。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出的“人生归宿”：“内图个性发展，外图贡献于群。”虽然“浪漫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冲决网罗”，具备了现代自我的精神力量和独立价值，但是，“小我”仍然需要在对“大我”的追求与实践中才能证明其价值与意义——“大我”的扩展空间越大，“自我”的意义与价值也就越大。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浪漫主义的个性传统就体现在忠实于人类的内在精神——“主宰着人类一切想象并推动人们一直向前的内在精神，而忠诚于它，全身心地浸入其中，本是真实、纯正、深刻、虔诚的人类生活的要义所在”。
    徐志摩笔下“迸窜的火焰”，终于激射出了“运动和主义”。在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的1924年，郭沫若回到了日本。他的包里只带了三本书：《歌德全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就在大多数作家向“左”转之前，郭沫若已经率先宣布自己完全皈依于马克思主义。这一转变背后的真实意图虽然尚有争议，但至少说明，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民族救亡的声部在五四的旋律中渐渐加强，浪漫主义的风向也必然发生某种偏转——要么如鲁迅那样作“绝望的抗战”，要么就必须服从于其余更为强大的观念。早年的郭沫若，既有郁达夫一样的多愁善感，又如同徐志摩那样满怀对英雄崇拜。就像自己笔下吞掉宇宙的那只“天狗”，郭沫若坚信“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冲动和狂热成为他作品的主色调。然而，“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郭沫若说，只有通过乌托邦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个人的意志自由与情感满足，必须整合或是自觉纳入一个更强大的内在精神之中。郭沫若的这一转变，揭示了浪漫主义的中国传人们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当个人情感无法避免地卷入政治，作家们将何去何从，他们的命运又该如何裁决呢？
    尾声与开端：从蒋光慈到萧军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所描写的蒋光慈与萧军的复杂经历，既是五四浪漫主义的尾声，也是20世纪下半叶知识分子命运的开端。李欧梵将前者命名为“浪漫的左倾”，将后者命名为“爱国的左倾”。蒋光慈在“浪漫”的本意上理解诗人和革命者，而且无可救药地认为浪漫构成了革命的动力和文学的创意。他的书桌上曾经摆放过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照片，蒋光慈称他们为“中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他的想象中，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谛克”，然而，当他投入其中，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全部悲剧的根源恰恰在于，本质上是个浪漫诗人，而组织上却要他去扣动扳机。蒋光慈的早逝，令他不至于像萧军那样，在未来从延安到北京的岁月里经历更多的时代沧桑。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作家们为党的事业，而不是为个人的孤芳自赏来写作，也就意味蕴含着私人情感、隐秘欲望和英雄崇拜的“小我”已经成为负面的东西，需要被“大我”所超越。
    浪漫主义不能疏离启蒙理性
    浪漫主义的火山在五四时期曾经无数次地喷发出个性与激情，然而它的辉煌转瞬即逝。无疑，20世纪上半叶政治环境的急剧转变，阻隔了它的持续爆发。李欧梵的著作从文学史的角度，为这一转折提供令人感慨万千的个案展示。另一方面，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浪漫主义曲折的五四之旅，又暗藏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既挑战了传统秩序，同时又疏离了启蒙理性——前者体现了它个性与活力，而后者则暴露出其诉诸情感与意志的浅薄。确实，缺少了浪漫主义的启蒙理性平庸而无趣，无法想象，只有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没有郁达夫、徐志摩和郭沫若的五四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但也正如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失去启蒙理性作为内在规约的浪漫主义，同样显得盲目而脆弱，不是走向价值虚无主义，就是屈从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60年前，当激动不已的胡风写下“时间开始了”的浪漫诗句之时，一出更加庞大的革命浪漫主义曲目在他身后上演。
    在五四过去将近百年后的今天，重温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致中国同仁》的书信或许并非多余的事：“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毅地趋向光明的人们，——一切光明：学问，美，人类底爱，公共的进化。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愚蒙，懒惰，迷信和野蛮。我是顺附第一派的。无论他们在甚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我的家乡是自由的人类。伟大的民族就是他的部属。众人的宝库乃是‘太阳之神’。”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