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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的长篇小说《来生再见》，是作家何顿又一部抗日题材的长篇力作，讲述了主人公黄抗日那一代人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的传奇经历。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精致之作，大题材上作出了精细文章，还原历史，再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主人公黄抗日的传奇经历和生存智慧映射出一代人的生存状态，不仅关注了战争中的人性，也开始正视国民党抗战的历史。作品情节跌宕奇妙，故事荡气回肠，笔墨酣畅饱满。海飞的长篇小说《回家》是一部向抗日老兵致敬的作品，通过对新四军老兵陈岭北、国民党军的小号手蝈蝈、连长黄灿灿、团长遗孀柳春芽、日本兵俘虏何正男等一系列小人物的描写，书写了在特殊年代的历史背景下，人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外因面前的细腻心理和内心世界的矛盾、变化、选择。小说中每个人对“回家”的期待更是对和平的期待，对温暖人性的期待。作家表现出了不偏不倚的历史观，进入战争时大多并未直接写战场，而是写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和方式。士兵们渴望回家的精神诉求，就是在人性层面上对历史和战争进行的思考。海飞在驾驭这一主题时表现出了一个青年作家的分寸感，而这种创作也值得思考，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该如何去认识战争，并在文艺作品中对战争作出具有当代性的表达。在这部小说中，海飞不仅写战争、写故事、写江南，他对人性的深刻洞悉让残酷的战争也显出温情。范稳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以西南联大号称“三剑客”的三个学生赵广陵、刘苍璧、廖志弘的抗战生活和人生遭际为经纬，讲述了一代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御敌救亡，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落沉浮的故事。作者“希望能通过一个人面对历史与现实碰撞中的无奈与坚守、妥协与抗争，来还原我们整个民族的一段历史”。作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文化灵魂，叙述了一代知识精英的家国情怀、民族尊严、历史担当。 抗日战争是军事文学创作的富矿。民间抗战的书写是2014年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现象。比如郝炜的《雪崩》、常芳的《第五战区》、周慧的《母亲行动》、韩丽敏的《七九河开》等作品，无论从写前线还是写后方，无论是写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游击，无论是写英雄人物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写军人还是写妇女儿童，战争的故事总是荡气回肠，慷慨悲歌。郝炜的《雪崩》以一个抗联老战士的自述为线索，娓娓道来“我”青少年时代在东北抗联非同寻常的经历。衣向东的《向日葵》讲述了胶东抗战中八路军兵工厂英勇卓绝的战斗历程和参加者们的英雄气概。作品从一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工厂员工制造武器、发展实力的角度入手，从一个有特别技术而自由散漫的民间高人加入并为兵工厂生存解决重要技术难题展开，写这支队伍和这类人物对抗战历史的影响，从侧面揭示了宏大历史的一角。常芳的《第五战区》以1938年春天台儿庄大捷之前的临沂阻击战为背景，通过沂蒙山区一个村庄的抗战，再现了一曲家国蒙难、民族危亡之时慷慨赴死的激昂悲歌。周慧的《母亲行动》则真实再现了1938年“保育运动”，讲述国共合作挫败了日本侵略者迫害和屠杀中国儿童的计划，写出了中国妇女为拯救民族后代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灭绝人性的侵华罪行。这些作品从不同视角，对民间抗战进行还原，实虚结合，在平静的叙述中，以世界一隅反映时代大势，通过战事点染折射人性深度，真实再现了抗战时期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触摸了人性的幽微隐秘，并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升华出舍生取义的人性光辉与家国情怀，让读者更为切实地从小说艺术中获得源自生活的真实感受。 此外，靳大鹰的长篇小说《385高地》以富有哲理的简洁笔触，讲述了一个颇具寓言色彩的战争故事。小说以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连长李东方的后代记述他的爷爷在385高地与对峙的美军连长维特·哈里斯上尉从仇杀到争执到相拥取暖而成为相互的救命者，以及战后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为线索，突出战争对个体命运的影响，揭示了战争与人性的矛盾。作者吸取电影和戏剧的表现手法，采用多线索、多视角并进以及意识流、跳接等小说技巧，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交织，将现实与历史、梦境与真实融为一体。作品既真实描写了残酷肮脏的战斗场面、亲人生离死别的撕肝裂胆、战士从容赴死的凛然，也展现了两个敌人的后代相爱相恋的浪漫热烈以及年轻一代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2014年，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讲，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都明显地走了下坡路，而军旅作家的长篇作品比重更是存在明显的下滑趋势，尤其是专业作家队伍的创作活力明显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与“50后”、“60后”军旅作家在中国文坛形成“集团冲锋”的壮美图景相比，“70后”和“80后”军旅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与地方青年作家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此，笔者认为，创作队伍和作品数量的下降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有理由相信群体越来越少的青年军旅作家在知识完善、经验积累和思想沉淀之后，必将出现跃进之作的可能。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如何突破历史和现实的困境，如何强化英雄话语的现代化语境建构，如何把控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大我”与“小我”，如何完成正面讲述和民间演义的共同使命，都需要从事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在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价值观和军事伦理的基础上，对民族图强精神、军人职业精神和世界新军事变革进行准确把握，尤其对“70后”的军旅作家而言，不仅是责任，也是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