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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外 在40－60年代的主流话语框架中，在左翼文坛批评话语内部，赵树理评价的暧昧性实则突出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源自前苏联、而被中国文坛视为创制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高理论原则——自身包含的两义性与摇摆性。正如佛克马指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即是一种“折衷方案”，意思是“既要描写那些可以被看作是现实的东西也要描写那些还不是现实的东西”；侧重其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还是“浪漫主义”成分、作家是作为“观察者”还是作为“教育家或宣传家”，“不同情况有不同的回答”(13)。也就是说，从“浪漫主义”(“社会主义”)这一维度还是从“现实主义”这一面向，即便是同一对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评判结论。这一创作设想在1930年代即引入中国左翼文坛，在1953年亚洲冷战格局明朗化而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情形下，则被确定为中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4)。竹可羽式的主流批评和60年代初期对赵树理的重新肯定，正是将这一理论原则引入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两种不同后果。 在80年代以来的许多研究中，竹可羽式的批评(其极端形态表现为1959年武养对《“锻炼锻炼”》的激烈否定)，常常被视为“极左”文艺路线对赵树理创作的恶意歪曲和武断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并不采取一种辩护式的研究姿态，即在批判“极左”路线这个前提下把研究作为回护赵树理文学价值的方式，而是进一步观察两种分歧的内在理路的话，可以发现，40年代关于赵树理的“发现”和“命名”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这种激进批评的可能性。 40年代批评界对赵树理文学的命名始终包含着两个面向，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的说法，一是“政治性”强，表现在反映“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基本矛盾”(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面向)，一是创造了“民族新形式”，表现在“选择群众的活的语言”、“着重写故事”、“不作与现实斗争无关的叙述和描写”(这被理解为其“现实主义”的面向)。但是，这两个面向在不同的评论者那里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强调赵树理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突出的是前一面向；强调赵树理小说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文学形式，突出的则是后一面向。更复杂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原则的两面性，其实呼应的正是“当代文学”得以诞生的基本历史语境内在的矛盾性。可以认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和1939－1941年由左翼文坛扩展至国统区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构成了塑造“当代文学”的两个主要话语事件。而值得深入分析的是，在《讲话》所侧重的“工农兵文艺”这一阶级维度与“民族形式”所侧重的文艺大众化这一民族维度之间，始终存在着并不明朗的紧张关系。如果“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来改写现实，使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浪漫主义’，可以说是毛泽东文学观中的主导的方面；5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口号的提出，是合乎逻辑的展开和延伸”(15)，那么，竹可羽、武养式的激进批评(或批判)正是在这一脉络上的深入，他们特别强调的是一种政治观念与理想的“历史本质性”。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则突出的是塑造一种包含普遍性的“国民文艺”构想的诉求。“工农兵”与“国民”之间的裂隙，并不能很快弥合。关键就在于，那些赵树理所最擅长书写的“落后的”“旧式”农民，到底应该在作为政治概念的“农民”/“阶级”意义上批评其不够先进，还是在作为历史概念的“中国”/“农民”的意义上赞扬其在文学中得以出场？这一分歧，不仅是“浪漫主义”(或“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延安文艺传统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在分歧，它同时还表明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将自身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纳入“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现代世界的文学时，所必须完成的“质”的跳跃。 就赵树理文学的评价而言，如果这两种不同的评价尺度都能在赵树理文学中找到它们需要的东西，又同时感到不满足，那么就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可能性，即赵树理文学可能是一种既不能由“浪漫主义”也不能由“现实主义”加以描绘的文学形态，它可能根本就处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得以出现并寄身其中的现代文学体制的“外面”。 无论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断裂和转型，它们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文学体制的创制，却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构造一种具有普遍涵盖性的国民文艺(文艺大众化)，是现代文学的起点和最终诉求，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试图在明确的政治实践层面上创造出“工农兵”这一能动的阶级主体，是对“国民”文艺的超越和更高意义上的实践，背后关涉的始终是现代国家、民族认同、国民、阶级、政党与现代文学体制的互相塑造。赵树理之“野性”，不仅因为他不在“文坛”(赵树理用以描述现代文学机制的语汇)之内，更在于他存在着一种自觉不自觉地游离出“现代”的视野和文学实践。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现代理念与“现实主义”的历史经验之外或之中，赵树理或许塑造了一种新的历史想象方式。这也使得人们需要正面讨论，所谓“社会主义”到底该如何理解？赵树理的“社会主义”想象是否可能与当时的文坛主流、与政府推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特别是后来在“文革”中被妖魔化的“革命”之间，存在着别样的关系？如果说“现实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文学体制的一种内在的创作原则，它乃是一种诞生于18－19世纪西方的现代认识论装置(借用福柯和柄谷行人的表述)，那么赵树理的经验再现和现实书写与此会有所不同吗？或者说，赵树理是否创制了一种“别样”的而又是“现代”的文学？ ——如果带着这样的问题视野来重读赵树理，或许可以在“是”或“不是”之间、“肯定”或“否定”之外，寻求另一种思考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