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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尝试对赵树理文学的评价史做一种理论性反思。论文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主要内容，并提炼出其中的核心范畴，即1940－1960年代的“社会主义”与“现代主义”、1980年代的“现代”与“个体”、1990年代以来的“民间”与“地域文化”；进而具体分析这些评价方式在何种意义上受限于特定的现代性话语框架，由是造就了赵树理文学史形象的暧昧性。论文的基本观点认为，在评价赵树理这样的与现代文学体制保持着一种张力关系的作家时，需要意识到现代性评价视野的限度，并探寻一种将现代、传统及当代话语置于同一平台加以讨论的可能性。 【关 键 词】赵树理文学/现代性/文学体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个体/民间/地域文化 【作者简介】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暧昧”存在。这种暧昧性，直接地表现为各个时期对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不稳定性和评论尺度的内在分歧。这也使得赵树理的文学史形象常常是模糊的与不确定的：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赵树理不过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作家，而另一些评论者则可能认为，正是这种“土”本身却是极为“现代”的产物；一些人认为赵树理不过是40－60年代政治文学运作的产物，而另一些人却可能认为正因为对抗这一政治运作才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一种观点认为赵树理只不过是偶然的历史契机造就的宣传家，和执著于过时的保守观念的旧式农民作家，而另一种观点可能认为在“宣传性”与“固执”之间，赵树理自有其独特的文学创造…… 人们总是能轻易地指认出他的文学“是”什么但同时又意识到他“不是”什么，能够批评他“不是”什么却又意识到他“也是”什么。所有价值判断所无法涵盖的剩余物，并不总是表明赵树理文学是某种“不成熟”的产物，而有另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借以做出这些判断的理论框架本身可能存在问题与限度。所谓“削足适履”，也就是赵树理文学具有着超出这些理论框架的丰富内涵。赵树理之不断被命名而又反复地不能得到命名，显示的或许正是这种可能性。赵树理文学的暧昧性，不仅表明中国现代文学评价尺度的内在不统一，更显示出了其自身的丰富性与无法被单一现代性想象所涵盖的复杂性。正视赵树理文学评价的暧昧性，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反观并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我们可否想象一种别样的“现代”“文学”？ 问题的讨论，可以从赵树理文学的评价史，即各个时期具体的也是历史的批评实践开始。 一 赵树理的“新奇”性 1940年代，当赵树理带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出现在中国文坛时，人们用以评价他的最重要语汇，大约就是“新奇性”及其出现在文坛的“突然性”。周扬在那篇奠定了赵树理基本文学史地位的重头文章《论赵树理的创作》中，称赵树理是一个“新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①。郭沫若则把赵树理和他的作品看作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与那些“庭园花木”相比，“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②。作为赵树理同代作家的孙犁，在1979年写作的回忆文章中，则干脆用“陡然兴起”、“时势造英雄”来形容赵树理出现的突然性③。 用“新奇”与“突然”这样的语汇来评价赵树理文学，这本身就包含着暧昧的张力。一方面，人们用这样的语汇来表达一种欣喜，好像期待许久的事物“突然”被一个不知名的新作家所实现。周扬在赞扬与提携赵树理这样一个“新人”时，称赞他“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他的出现“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孙犁在时隔30年后则这样写道：“我当即感到，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④。茅盾的评价略显犹豫，他一边赞美《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创造了一种“新形式”，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但同时，他也有所保留：“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民族形式了”⑤。不过，就在茅盾发表这番言论的第二年，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赵树理的创作路径被推崇为样板性的“方向”：这次座谈会的结论以“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为题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⑥。 与“不期而遇”构成张力的，是“新奇”、“陡然”这样的语汇，同时隐含着赵树理文学在中国文坛出现的“突发性”、“偶然性”和“不连续性”。也就是说，赵树理文学无疑是“新”的，但他却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必然”的和“内在”的产物，而携带着相当多难以指认或标准之外的“剩余物”。正是这些剩余物的存在，导致对赵树理评价的种种分歧。 多种赵树理传记都会提到，赵树理成名之前，与抗战期间的太行山区文联主流观念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也导致了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发表过程的曲折和艰难⑦。即便在赵树理作为解放区“明星”作家亮相于第一次文代会的前后，关于《邪不压正》引起的争议仍在继续。如果考虑到在新中国政权建立的当时，“解放区文艺”被认为是“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讲话》的方向，并且“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⑧，那么，竹可羽等人依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指出赵树理小说没有揭示出“历史的本质”、“人物创造，在作者创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的批评⑨，就显得意味深长。 此后，即便在1950年代赵树理被授予“语言艺术大师”这种崇高称号的时候，人们还是不忘记同时提醒他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对矛盾冲突的描写不够尖锐、有力，不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壮阔波澜和充分激动读者的心灵”⑩，对人物的思想描写和社会主义改造斗争的表现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11)。这几乎也成了1949年以后，当代文坛关于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一个定论，以致中央领导也需要特别地安排赵树理的读书活动：“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12)。但到了1960年代初期，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赵树理的作品又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为“铁笔”、“圣手”。但这种评价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赵树理的改变，而是在“现实主义深化”这一理论命题下人们评价标准的变化。这意味着曾经被视为“缺点”的赵树理文学的某些构成要素，这个时期又被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批判现实的文学品质。 可以说，不同时期文学规范的转移导致了评论界对赵树理文学的不同评价。而有意味的是，这些不同的评价，却是以对赵树理文学的某种一致判断作为前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