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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的姿态“走出去” 张江：首先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中国文学走出去，一定要带着自己的独特价值，它是因为被需要所以才走出去，而不是强行将自己推出去。中国文学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它如何才能被需要？从根本上讲，世界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是中国文学被需要的内在原因，而中国文学能够提供给世界与众不同的文学经验，则是中国文学被需要的直接原因。因此可以这样说，只有保持自己的独特姿态，中国文学才能成功走出去。 李朝全：“走出去”是中国文学界一直都在努力但又收效尚不如人意的一个领域。近几年，这种令人焦虑的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比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雨果文学奖，曹文轩获安徒生文学奖。三位作家的获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那就是，“走出去”要有自己的姿态。 莫言是一位擅长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家。从事创作伊始，他就明确地将自己的创作定位于如福克纳所言的“地球上邮票大的地方”——自己的家乡山东高密东北乡。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几乎都出自东北乡。他为国外的翻译家、文学家和文学读者所认可和欣赏的，正是其作品鲜明的中国姿态、中国风格，其讲述的中国故事所传递的独特的中国声音。 曹文轩获安徒生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背景是中国，这个经受了无数苦难的国家，一直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独特的写作资源。我的故事是独特的，只能发生在中国，但它涉及的主题寓意全人类。这应该是我获奖的最重要原因。”这是一位同样有着鲜明的创作根据地意识的作家。事实上，他的写作都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从自己在苏北农村的童年、少年经历出发，执着于用诗意纯美的文字编织关于爱、善、苦难与成长的故事，构筑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致力于为少年儿童的成长打下良好的精神底子。 对刘慈欣获雨果奖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图书策划编辑利兹·国林斯基认为，《三体》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故事好，具备丰富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由此可见，刘慈欣“走出去”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在于写出了中国特色的科幻故事，融入了大量的中国人物、中国文化，向世界传达的是中国的声音和中国的价值。当然，中国作家走出去，也需要政府的扶持政策以及出版商和版权代理人的积极运作。 带着“中国故事”上路 张江：与姿态紧密相连的，是我们“走出去”时行囊里装载的是什么。简单地说，是咖啡、汉堡？还是茶叶、瓷器？这几乎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当年郑和下西洋也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也好，所到之处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因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独有的特产。中国文学走出去，作家们必须带着“中国故事”上路，反之，行囊中全是改头换面的《伊利亚特》《变形记》《喧哗与骚动》，难免受到冷落和嘲讽。 郭宝亮：“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因此，作家的心态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作家急功近利地向西方世界邀宠，甚至为了获得一个什么奖项而去东施效颦地讨好西方，进而歪曲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况，那么，这样的“走出去”是应当被鄙视的；“走出去”应当带着真实生动的中国故事，带着对几千年来筚路蓝缕、拼搏抗争的不屈精魂的饱含深情的歌哭，带着对朝向美丽中国梦奋力跋涉的中国人的传神塑摹。 当然，要想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作家必须有担当，有大爱，有良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个对祖国没有担当，对人类没有大爱，面对善恶是非没有良知的人，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吗？纵观中国文学史，无论古代的屈原、杜甫、施耐庵、曹雪芹，还是新文学以来的鲁郭茅巴老曹，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如磐石般嵌入文学艺术的殿堂，绝不仅仅是因为语言表达本身，令其力透纸背的，是他们的伟大心灵。希望这样的文学家和他们的文学能够真正“走出去”，真正地为世界人民所喜爱。 从传播的角度看，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文学？显然不会是那些东施效颦式的或以西释中式的作品，而应当是那些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佳作。正像我们常说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作家只有立足于民族，坚守本土文化自信，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佳作，才是“走出去”最硬、最有力的本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