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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从讽刺幽默到童真性情 具体的生命体验是一个作家创作的基本源泉，每个生命不同的成长经历和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影响着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和创作境界。许多文学批评家从作家的“生命现场”做“原型批评”的研究视角也告诉我们，文学“具体感”的切实性和重要性。张天翼带着自己生命的胎记，以自己活泼明快的形式和讽刺幽默的才能给感伤颓废和革命恋爱的20世纪30年代文学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爱讽刺、幽默诙谐的父亲对张天翼的影响是童年厚重的生命馈赠，在生命之初这种潜移默化深深地烙印在他后天的生活和创作中。在发表了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后，1931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了他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从空虚到充实》，包括《三天半的梦》《报复》《荆野先生》等6篇作品，其中后两篇作品中，他的讽刺幽默为特色的美学风格渐成气候，也标志着一个文学新人开始走向成熟。 “从世界上有了些毛病，有了些丑态的时候起，有了这些毛病和丑态，可是偏要蒙上一层漂亮的东西来哄人，于是产生了幽默。他要破坏那些虚伪，用笑来杀害它”。在《什么是幽默》一文中张天翼对幽默的认识和鲁迅笔下“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的“做戏的虚无党”有了本质上的暗合。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张天翼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找寻刺激的人》就极具讽刺意味。洋场恶少对女佣人的玩弄不仅仅是社会悲剧，更深刻地震慑人的魂魄。“在人的本性的最深处蕴藏着一个永远活跃的笑的源泉，它能够使事物深化，使可能被人疏忽的东西鲜明地表现出来，没有笑的源泉的渗透力，生活的无聊和空虚便不能振聋发聩”。果戈里的这段论述是直指人心的，也表明张天翼在讽刺文学的追求上和鲁迅的“立人”思想有着共同的目标向度：即灵魂的自我完善、思想的觉醒，才是民族的希望。《脊背与奶子》《猪肠子的悲哀》《稀松的恋爱故事》《温柔制造者》《砥柱》《包氏父子》等等篇什，仅从字里行间就能品味出其讽刺幽默的韵味来。粗卑的伪道士、肮脏的洋学生、无聊的小市民、虚伪的假道学、向上爬的欲望、重名利的动机，在给我们带来笑声的背后更多的指向了那个使人堕落的社会。 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在《速写三篇》中，张天翼成功塑造了在一片抗战声中假公济私的投机分子谭九先生、抢夺抗战领导权的破坏分子华威先生和对抗战失去热情和信念的颓废分子李逸漠。精当的概括、巧妙的构思、高超的讽刺辉映着一个作家风格成熟的标记。如果说鲁迅的深刻、老舍的温婉、钱锺书的智慧给讽刺文学增添了不同的美学向度，那么张天翼在讽刺文学中开辟了讽刺的另一个向度——戏谑。但走进张天翼，不能被他表面的戏谑所迷惑，因为在他林林总总的插科打诨和漫画式的戏谑背后也有着更深层的人性发掘。在他一系列的“审丑”中我们可以读出近乎鲁迅般的精神世界的涤荡。 我们常常会以一个作家创作空间的深广与否来衡量一个作家的成败得失，张天翼无疑也在拓展着自己的创作空间。从戏谑的成人世界到童真性情的无限开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优秀作家的自我更新。在讽刺时弊的创作走向高潮时，他的目光也投注到不为人所关注的儿童文学上来，是不是他也从鲁迅“立人”的思想中有所启迪，故而拥有了从娃娃抓起的最初的想法？对此我们无从考证，但对当时流行的满畜“欺骗和毒害”的儿童文学，他有了自己的价值追求。从20世纪30年代的《蜜蜂》《奇遇》《奇怪的地方》《学校里的故事》等写实短篇到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金鸭帝国》等，张天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叶圣陶的《稻草人》后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用儿童的视角来洞察周遭社会，用自己童年的具体体验感，以一颗纯真的心态，寓教于乐，假借自己娴熟的讽刺与幽默，形成了自己欲通过儿童世界去干预社会的本旨追求。 此外1946年至1948年在成都郫县养病期间他曾经转入寓言故事的创作，这些发表在香港《小说月报》《文艺生活》上的寓言短篇同样以诙谐的戏谑和无情的嘲讽揭示一个生命不断自我拓展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后，对儿童文学的热爱更加增添了他神圣的时代使命感。小说《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他们和我们》、童话《不动脑筋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甚至创作剧本《蓉生在家里》《大灰狼》，都为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成长送来了新的精神食粮。在讽刺幽默漫画式的调侃戏谑中，在成人和儿童两个不同向度的无限开掘中，围绕着对于人性深刻开掘的主旨，张天翼完成了自身的精神蝶变，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