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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于传统文化厚土的当代文学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作家网 樊 星 参加讨论

    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发现新文化运动的根系,一直就是“五四”以来许多经典作家的重要立场。鲁迅就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表明了他与魏晋风度的精神联系;胡适以《白话文学史》揭示了“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定律;周作人也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证明了新文学运动与古代“言志派”传统的精神承传……这条“寻根”的思想史线索,到了1980年代,继续结出了丰硕成果:从李凖、汪曾祺、贾平凹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不约而同“回到传统文化”的创作到1985年“寻根文学”的异军突起,都体现出文学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与灵感的文化品格。大略看去,这股思潮从两方面展开。
    儒道佛:民族文化之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主要由儒、道、佛三家汇合而成。什么是儒家精神?那就是积极进取的精神。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人格。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激励下谱写出人生的壮丽篇章的。
    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意在“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鉴赏家》描写民风的淳朴、友情的深厚、仁义的伟大。贾平凹的《天狗》也成功塑造了一个朴实、勤劳、以德报怨的普通农民的形象,显示了儒家精神在普通人心中的根深蒂固。郑义的《老井》则通过一个几代人坚忍不拔、打井、找水的感人故事,讴歌了克己奉公的民族魂。陈忠实的《白鹿原》在描绘关中平原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的同时,更写出了作家对儒家文化的深刻反思。一方面,白嘉轩在动荡的世事中一直坚守“耕读传家”的传统,挺直了腰杆做人,并且以儒家的精神教育儿子,以仁义之情对待长工,显示了儒家精神的坚不可摧;另一方面,作家又通过他的儿子潜心读书,却抵挡不了性的诱惑和阴险的算计,写出了儒家文化的脆弱与危机;通过他在惩治“伤风败俗”行为时的严酷和与鹿家斗争中的心计与手腕,写出了儒家文化的严峻与残酷,也显示了作家对儒家文化负面因素的反思与批判。但即便是这样,作家仍然通过让土匪黑娃在尽情宣泄了罪恶能量以后浪子回头的情节,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坯子”的神奇力量。因此,《白鹿原》就层层深入地、多方面写出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因此也就超越了一般的讴歌与批判,而开启了发现、审视儒家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进而思考如何不断扬弃儒家文化中那些僵化的成分,弘扬那些永恒的人文精神的历史课题。还有那些优秀的历史小说(如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刘斯奋的《白门柳》等)也都写出了传统士大夫身体力行儒家道德的高远境界与深刻矛盾。
    由此看去,当代作家写儒家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是写出了新的文学气象的:既写出了儒家文化的深厚与强大,也常常引人深思儒家文化的复杂性及其面临的挑战。
    再看道家精神在当代的延伸。道家精神就是热爱自由、淡泊名利、独善其身、“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度,也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柔克刚的精神。宗璞的《三生石》记录了“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庄子的“坐忘”思想聊以自慰的往事,耐人寻味。贾平凹自号“静虚村主”,曾在早期的“商州世界”中赞美了商州山民“以自然为本,里外如一”的朴素人生,也在新世纪的《高兴》中生动刻画了底层人的洒脱生存状态。阿城的《棋王》《孩子王》回忆了知识青年在“文革”中“以柔克刚”、以朴素、淡泊的情怀远离政治狂热的动人事迹。李杭育也在“寻根”思潮中认同了“老庄的深邃”,以“葛川江系列小说”表达了自己对吴越文化“原始、古朴的风韵”的向往之情。韩少功也曾经谈到:道家、禅宗的宇宙观及其“处理世界的思想方法,给我以很大的智慧。它不是知识,西方从来是重知识……东方从来是重智慧……关键看你怎么用它”。这些作家从不同角度写出了道家境界的柔中有韧、超然物外,还有道家智慧的玄远与深邃。在现代化进程激活的浮躁之世,这些认同道家理想的作品,足以发人深省。
    最后来看佛家精神的当代回声。佛家讲“四大皆空”,与道家的淡泊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佛家还讲“普度众生”,则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晚清的许多革命家(例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等)信佛,就是因为认同佛家“普度众生”的博大胸怀和看破功名的精神。由此看来,佛家绝不仅仅是烧香拜佛,佛家有佛家的智慧,佛家有佛家的豪情。
    汪曾祺的《受戒》生动描写了乡村和尚的世俗生活情态,别开生面。范小青的《瑞云》写苏州人的“佛性”,也清新可喜:吃素好婆因为信佛而战胜了寂寞与恐惧,又因为信佛而行善,救助了残疾小女瑞云。瑞云在佛家精神的熏陶下健康成长,善良待人,她身上自然散发出的“佛性”竟然能够化解邻里矛盾,堪称超凡脱俗。贾平凹的《烟》则通过一个颇为魔幻的“三世轮回”的故事表达了对佛家“古赖耶识”学说(即世界万物的本原永恒)的认同。佛家相信灵魂不灭,贾平凹则通过一个灵魂不灭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信念:既然世界永恒,精神不灭,就不必悲观绝望。这样一来,作家就赋予一个看似魔幻的故事以某种积极的意义。在虚无主义流行的年代,这样的感悟难能可贵。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精神就活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赋予我们的当代文学以鲜明、独特的民族品格,这是西方的文学所没有的精神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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