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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关 键 词】墓志起源/文体成立/早期演进/行文方式 【作者简介】孟国栋，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墓志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数量庞大的一个类别，不仅其本身是传记文学的大宗，而且可以为多种门类的学术研究提供材料。就传世文献而言，墓志往往是古人文集中收录最多的一体；就出土文献而言，墓志更是考古发现中数量最大的文献种类。也因为如此，古代的墓志尤其是新出土的墓志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关于墓志的起源，中国学者如赵超、熊基权、程章灿、朱智武、黄金明，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水野清一等已多有论述。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墓志实物和拓片相继出土和公布，加以文体研究的日益兴盛，已有的结论不断受到来自出土文献和文体演变研究新成果两方面的挑战。关于墓志文文体的研究，目前学界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对墓志的实物形态和文字形态缺乏全面综合的考察，故而将实物的墓志碑石与相关的文字载体结合起来研究就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基于此，有关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问题，就有必要进行重新探讨。 一、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 前人对于墓志起源问题主要有周汉说、战国说、秦代说、西汉说、东汉说、魏晋说、南朝说等七种说法①，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他们的研究可总结为两种情况：一是将墓志的起源与志墓②的风气混为一谈；二是将墓志的起源与成熟的墓志文体等同划一。笔者以为这两种说法均未能准确反映墓志起源的真实情形。任何事物的产生都经由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墓志亦然。我们既不能将处于量变阶段的铭旌和刑徒瓦志当作其起源的标志，更不能等到成熟的墓志文出现时才给它定性、定名。要考察墓志的起源，还得从墓志的基本功用入手。 顾名思义，墓志是记载了志主的姓名、生平和卒葬等信息，埋设于墓中，且具有一定形制的志石或志砖。设置墓志的最初目的是用来标识墓地，因此，只要是具备了这样的功用与形制的志石和志砖，纵然不以“墓志”命名，仍可看作是墓志的最初形态。循此观点，在整合新出土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探讨墓志的起源问题。 (一)“墓志”最早的用例 要确认墓志的起源，首先要找到“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这是研究墓志的学者们大体一致的看法。但对墓志最早用例的确定和墓志起源问题的论述过程却有较大的意见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1.始于北魏说。以熊基权为代表，他认为：“‘墓志’的称谓到北魏才有，见之著录最早的是《司马元兴墓志铭》(永平四年十月十一日，即公元512年)，两晋以前没有‘墓志’之称。”[1]67 2.始于刘宋说。以柯昌泗、程章灿为代表。柯昌泗认为：“此诸石文字，从不见有墓志铭等字。但云某某之墓，或云某某之柩，或竟不用标题，知当时尚无墓志之名也。刘宋刘怀民，后魏南安王桢(太和廿年)，始以为标题。后魏齐郡王简，始有篆盖(太和廿二年)，于是墓志之名实体用咸备。”③程章灿认为：“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谢珫墓志》乃是最早的以墓志为标题的。”④可见，二人虽同持刘宋说，但所确认的最早用例并不一致。 3.始于魏晋以后说。以黄金明为代表。他认为：“魏晋，受碑文的影响，墓中铭刻变得活跃起来，并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即使是那些藏于墓中的碑，题名不一，写法不一，不仅没有出现墓志这一名称，也没有形成一种人们确认的形制。”[2]283-284黄氏虽然对于墓志起源的时间断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却没有列举具体用例作为立论的依据。 验之出土文献，对上述三说进行检讨，都是有待商榷的。总体上看，他们对于墓志最早用例的时代确认都较迟。实质上，“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乃是刻于汉和帝永元四年(92)的刑徒砖志。王佑曾捐献其先人所藏的一批墓砖拓片中的一方云：“永元四年九月十四日无任陈留高安髡钳朱敬墓志”[3]43。从同时出土的其他志铭以及埋葬地点来看，这个志铭仅仅使用了“墓志”这一称谓，其实物形态则是刑徒瓦志。可见即便使用了“墓志”一词，也不一定就是真正文体形态的墓志。 (二)未以“墓志”命名但具有墓志功用志石(砖)的出现 近年出土于山东省日照市的《高彦墓砖》云：“琅琊郡左尉高君，讳彦，始建国天凤五年三月廿日物故。”[4]第1册，27该墓砖刻于天凤五年(18)，记载了志主的姓名、职官和卒日，已具备了墓志的基本功能，唯形制与后世的墓志略有出入⑤。而新出土的三块刻于东汉时期的墓砖在内容和形制上已与后世的墓志较为接近，可以看作是墓志的雏形。刻于永平十六年(73)的《姚孝经墓砖》于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该砖摆放在前室入口处，形制规整，呈方形，正面磨光，背面平整无纹，高、宽均为40厘米，厚5厘米[5]。虽然从墓砖的形制和摆放位置来看，它与后世的墓砖已无二致，但从记载的内容来看，这块墓砖仍然属于买地券性质，不过已经兼有墓志的功能。刻于元初二年(115)的《张盛墓记》为方形，高、宽均为40厘米。志云：“故左郎中邓里亭侯沛国丰张盛之墓。元初二年记。”[6]第1册，39记载了志主的职官、姓名和葬年，从形制到内容都与成熟的墓志相近。刻于光和四年(181)的《崔显人墓砖》云：“彭城水丞崔显人，光和四年五月八日葬，千秋不发。”[4]第2册，33墓砖呈方形，长、宽均为33厘米。不仅在形制和记载的内容方面都符合墓志的要求，其中的“千秋不发”更可看作是后世墓志铭中时常出现的谶词的源头。 综合看来，笔者以为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是墓志起源的标志。其文云： 故彭城相行长史事吕守长缪宇，字叔冀。岩岩缪君，礼性纯淑，信心坚明，□□□备。修京氏《易经》□□□。恭俭礼让，恩惠□□。□□告□，念远近敬向。少秉□里□□府召，退辟□□，执念闾巷。□相□□，□贤知命。复遇坐席，要舞黑绋。君以和平元年七月七日物故。元嘉元年三月廿日葬。[4]第1册，172 该石1980年被发现于江苏徐州邳县西北青龙山南麓的缪宇墓中，原刻于墓内后室横额上。与此前的墓砖相比，该志不仅对志主的姓名、职官和卒葬情形的介绍更加详细，而且还增加了对缪宇生平事迹的记载，个别地方还运用了略带修饰性的语句。其形制和行文方式都已与秦代的刑徒瓦志、西汉的告地策等大不相同，而与后世成熟的墓志颇为接近。因此可以说，《缪宇墓志》完全具备了墓志在功用和形式方面的要求，可以看作是墓志起源的标志。刻于延熹六年(163)的《□通封记》亦被认为是早期的墓志。柯昌泗云：“山东图书馆藏延熹六年子临为父通本作□封记，名曰□封，亦圹中之石。石方而平，与后代墓志之广狭厚薄相若矣。汉石惟此二者，可列于墓志。”[7]卷四，239要之，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殆无疑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