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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温儒敏，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特聘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莫言自己好像挺看重《蛙》这部小说的①，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他有好几次都说起过《蛙》。这部小说的题材很引人瞩目，写的是几十年来计划生育“国策”实施过程的真实民间景象，以往很少文学作品敢于正面描写这个敏感尖锐的问题的。这么多年来，西方对我国所谓人权问题的攻击，相当一部分涉及计划生育的强硬实施。我猜想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跟这部小说亦有关系，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屡屡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违背人权，而不少西方人很想知道中国是怎样搞计划生育的。莫言敢去写，就是一个突破。记得莫言2009年在一次座谈会上也这样说过：“西方老是批评中国作家不自由，不敢触及尖锐复杂问题，《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答。” 不过《蛙》这部作品比较复杂。它在艺术上显然有所超越，高出于当代许多作品的艺术水准，是一部杰作，但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已达到作家预期的审美境界，它是留下了某些缺失的。 繁复的悖论性的感受空间 莫言是如何处理这个复杂的题材的?阅读全书，感觉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态度有点暧昧。一方面，作者在作品中多有提到，从中国的国情考虑，必须坚决实行计划生育。小说写到王仁美“违法”怀孕第二胎，丈夫“我”(蝌蚪)宁可开除党籍，苦苦哀求姑姑不要把王仁美拉去做流产，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姑姑斩钉截铁地说：“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十年就是三个亿，地球都要给中国人压偏啦。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人为全人类做贡献!”类似的正面表白，姑姑等人重复多次，这也可以看作是莫言的观点，他借人物之口述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但小说主要不是写这个“必要”，而是写实施之难，实施之痛，是实施过程中那些让人揪心的事情，那些悲剧。给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是小说中心人物“姑姑”的两件大事，许多情节都围绕这些事情展开。村民若违抗，则强迫执行，不惜推倒房屋，甚至逼出人命。当“违法二胎”的家人藏匿孕妇，拒不交出，姑姑就开着拖拉机带领人要拉倒孕妇家的房屋。这时作者又借用姑姑的话说，“我知道这没有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计划生育，把人口控制住就是大道理。我不怕做恶人，总是要有人做恶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部小说就是写“小道理”与“大道理”的矛盾和悲剧，作者是难免有些暧昧犹疑的。 但这可以理解，也许这种暧昧和犹疑正是小说的好处，甚至使小说产生繁复的甚至是悖论性的感受空间。如果只倾向“大道理”，等于是图解政策；如果一味渲染“小道理”被挤压的悲情，那又“出格”了，可能出版都有困难。莫言在这个尖锐、敏感的“国策”题材上，还是把握得有分寸。很有意思的是，据说当年这部小说获茅盾文学奖时，争议很大，特别是计划生育部门很反感，但报到主管文化部门的官员那里，说这是小说嘛，就网开一面了。看来人们还是能从文学的角度，体谅作者这种暧昧和犹疑的。生活中很多事情很难说绝对是好是坏，对计划生育这样的大事也是这样，看从什么层面去评价。 莫言主要还是从精神层面去写的。小说写近30年北中国农村的生育史，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所引起的巨大的精神变迁历史，里边有现实的无奈，历史选择的困境。那些千方百计违抗政策“超生”的人们，他们是为什么?为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要养儿防老。这是非常顽固的观念，也是很实际的需求，你可以说它“落后”，但不能否认它又有合理性。在缺乏完善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制的情况下，这些观念总是生生不息，不可能靠政策实施就根除。《蛙》写出了这种实际，这种两难，特别是写出了那其中容易被遮蔽的民众的无奈与悲凉。对这种困境是难于做道德评判的，你说计划生育不人道?“姑姑”是可恶的坏人?或者完全同情那些为“超生”而挣扎的行为?任何简单的道德评判都会让我们犹疑。好在莫言也没有做非白即黑的评判，他用艺术之笔表现了“政治合理”之下的无奈与悲凉，这也正是小说感人之处。多少年后，读者从莫言的笔下会多少了解到我们民族和国家这段复杂的历史，这就是个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