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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作家的创作有不同的类型，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创作起点甚高，发表之后，立即被奉为经典；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甫一问世，就被誉为成熟的大树；张爱玲更是被人称为“她的好小说在24岁之前就已经写完”。他们其后的创作，仍然有扩展有变化，却未必说得出有从稚嫩到丰熟的成长轨迹。“庾信文章老更成”的现象也不乏其人，但能够形成整整一代作家的共同标识，却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新时期之初的文坛，刚刚打破为时甚久的自我禁锢和自我封圣，而处在一个非常低的起点上。正因为浩劫刚刚结束，亿万人的情感在压抑已久之后集中迸发，一呼百应，众口相传，才形成空前的文学热。但是，这个阶段的作家，不要说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了解甚少，就是讲起从古希腊悲剧作家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擘，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补课。这是时代使然，也增加了新时期文学的提升难度。因此，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世界文化、世界文学的信息爆炸和本土文化的重新发现，为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创新，提供了加速剂和参照系。必须有一种追求真知的勇气，一个饕餮的胃口，才可能经得住乍然开禁后的饥不择食。莫言和同代作家，以空前热情和博大胸怀，拥抱中外文化的既有成果，迅即实现华丽转身，走出文学的扭曲偏畸，登上文学的高地。此谓天时。 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变迁，是作家变革创新的强大推动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发展变化的节奏加快，频率变密，整个中国迫切需要寻找变革新路。人们在接受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的同时寻找中国道路，展现中国特色，在市场转型中调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在其交错运动中体验时代的断裂之剧痛和重生之艰辛，又在一次次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突然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剧烈而急骤的社会冲突和世事沧桑，给作家带来日新月异的感受，为其提供了足够的故事、情节、人物和精彩瞬间。作家们也及时地领悟到了时代的丰厚馈赠，追踪这纷纭万状的现实，捕捉时代的魂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使中国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的作家与这个时代、与这个社会已经血肉相连。正如贾平凹所说：“我们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就是我们的命运。也就是说，我们是为这个时代、社会而生的，只能以手中的笔来记录、表达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一种责任。”此谓地利。 还有人和。莫言、贾平凹这一代的作家，大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受到新中国初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的熏陶，分担过动乱年月的苦难和迷惘，也是改革开放时代最知感恩的受益者。对共和国曲折成长的在场和参与，对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的完整体验和思索，得天而独厚，可遇而不可求。如古人诗云：“赋到沧桑句便工。”时代的缘由给他们造成教育缺失的普遍缺憾，却也促使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始终保持着学习和追寻的热情，沐浴中外文化，在对时代和文学理想的不断调整和重构中，在对艺术表现力量的积聚和深化中，留下了与时俱进的坚实脚印。而且，作为同代人，他们表现出可贵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形成了良好的文学风气，也激励了彼此的创新竞赛。时至今日，他们正介乎五十而知天命和六十而耳顺的年纪，一方面是创作经验炉火纯青，一方面存有时不我待的使命感，他们源源不断地奉献着新作，不时地给人以惊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