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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1月，周立波回到益阳县邓石桥，参加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工作。1955年9月，他与妻子林蓝携带4岁的女儿举家迁到桃花仑乡竹山湾村。以故乡的生活经历为主要素材，周立波创作了《山乡巨变》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同时，为了及时、快捷地反映当时火热的合作化生活，周立波也写下了一些被称为“散文”的新闻通讯作品如《曾五喜》等。我们拿周立波的新闻作品《曾五喜》与他的小说《山乡巨变》进行比读，可以从中进一步体会和学习周立波现实主义创作的特点。 曾五喜，是《山乡巨变》主人公“刘雨生”的主要原型 把《山乡巨变》和《曾五喜》放在一起比读，看来看去，我们实在无法把“曾五喜”和“刘雨生”截然分开。在他们身上有太多的共性。 相似的革命经历。“曾五喜搞互助合作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到如今已经七年了。七年以来走过的道路，无论对于社，或是对于他，都不是一坦平阳，而是非常曲折的。” “一九五一年，他建立了一个互助组……勉强保存了八户。”(见《曾五喜》)“刘雨生所走的道路不是笔直的，而且也并不平坦。村里组织互助组时他是组长之一。”(见《山乡巨变》)刘雨生的互助组也非常巧合地只有8户人家。他们还都是“劳动模范”。无论是对“曾五喜”的真实描述，还是对“刘雨生”的艺术塑造，不同的体裁，不同的人物，相同的是，从互助组到合作化运动的人生经历。 坚定的革命信念。《山乡巨变》通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展现了刘雨生坚定的革命信念。刘雨生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天到黑，屋都不落。”妻子要离开他。(刘雨生)想清了：“不能落后，只许争先。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家庭会散板，也顾不得了。”“他晓得，事情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除非他退坡。对于他这样的共产党员退坡是办不到的。”(引自《山乡巨变》)“ 一九五三年春上，上级党委号召组里插早稻。益阳的丘陵地带，从来没有插两季的习惯……阻力很大，但曾五喜同志始终相信党的号召不会错，他对组员们担保：‘插了早谷子不收，没得饭吃，我去想办法。’他一肩挑起，组里信了他的话，插了早稻。这一年，早稻丰产了，每亩收获六百五十斤。” “稳当老成”的性格。“曾五喜走过的合作化的道路就是这样弯弯曲曲，蛮不平坦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他炼得老成持重，心里的主意也多了。”“他为人本真、稳重、性情和睦，在生产上总是亲自带头干，并且吃得苦。”(见《曾五喜》)“他为人和睦，本真，心地纯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52)(朱书记)“好像他是个劳模。”(邓秀梅)“是的……他受培养，人本真，又肯干。”(见《山乡巨变》)在对刘雨生、曾五喜两人性格的描述中，周立波甚至使用的是相同的词汇。 《曾五喜》中描写的几个故事，在《山乡巨变》中也都有表现。“那年雨水勤，五月里，天气还凉，他的门前一条水渠涨了水，水从一个管子冲进田里去，快把禾苗淹没了。好多的人站在大堤上，束手无策。曾五喜带一捆草，跳进了水渠，潜入两个人深的急湍的流水的水底，用稻草把管子塞住，救了一大片禾苗。”周立波在《山乡巨变》第四十四章《涨水》中，用了大半的篇幅对刘雨生奋不顾身用稻草堵管口的情节进行描写。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奋勇当先，不畏艰难的优秀品质。 1955年，周立波回到家乡益阳深入生活，1956年2月，在《新湖南报》发表《一个意义重大的庆祝会》，1957年11月出版小说《山乡巨变》(上)，1958年在湖南《新苗》杂志发表《曾五喜》；1959年《山乡巨变》(下)完成。在《一个意义重大的庆祝会》中，曾五喜虽然两次被作者在文章中点到，但那只不过是一个大活动中的一个小事例。周立波于这时推出的《山乡巨变》(上)中，几个主要人物似乎“邓秀梅”表现更为突出。到了《曾五喜》一文完成后，周立波再创作的《山乡巨变》(下)部里，“邓秀梅”退场了，“刘雨生”成为贯穿始终的“男一号”主人公。周立波《山乡巨变》上、下集中一号主人公的更迭，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周立波深入生活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 因此，只要将《曾五喜》与《山乡巨变》进行比读，在对“曾五喜”与“刘雨生”共性的把握中，我们便不难发现“曾五喜”便是“刘雨生”的主要原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