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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洁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秉杰（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批评家） 周大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作家）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核心阅读 ●庄屈、陶谢、李杜、欧苏都是各自时代的“当代文学”，鲁迅的许多杂文也不折不扣就是当时的文学批评，难道同样的东西非得过上几十年才可以被视为“学问” ●把远离当下包装为学术高雅，把直接研究当下贬低为学术浅薄，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厚古薄今的积习摇身一变，成为对当下文化与文学既没有热情又没有能力的人的护身符、遮羞布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如果学问代表的是一种价值确立，而不是“硬知识”“死知识”，那文学批评当然是一种学问，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作家创作、读者接受和文学发展 ●理论要激活经典文本，使我们获得新鲜的感受，更要从当下的创作实践中汲取启示性和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只有根植于并最终指向文学实践，理论才有意义 张江：以当下文学为对象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不同，批评家要跟踪最新的文学现象，阅读当下的文学作品，做出及时的反应，写出一些单篇的、短小的、针对性强的文章。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这样的批评文章总是被鄙薄，认为不是学术。一位批评家，如果仅仅关注当下，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没有征引古今中外各种书目做参考文献，其成果就会被视作学术含量不足，此类批评家也很难被看成是好的学者。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批评何以备受鄙薄 李洁非：认为当下文学批评难称学问而抱以鄙薄，此态度或认识在我这代人当学生的时候就已如此。当时支撑此看法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当代事物处于现在进行时，尚未经过时间考验、淘汰和遴选，属于经验形态、现象形态，没有上升到可靠稳定的知识层次，因而难称学问；第二，客观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跟政治的关系太过紧密，致使文学批评起伏不定乃至自相矛盾，昨天是香花、今天变毒草，由于工具色彩浓，文学批评少有学术性可言。 这两点有的有道理，有的没道理，可作具体分析。当代文学尤其文学批评，曾经跟政治绑得太紧，这是事实，所以第四次文代会决定调整文艺政策，废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以此而论，当代文学尤其是文学批评一度让人缺乏敬意，可以理解。但从那之后又过去几十年，以政治批评代替文学批评的现象早已消失，有些人仍把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看轻，乃至跟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放在一起好像就矮上三分，已经没有道理了，只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恰恰暴露了我们的价值观或思维上的极大不足。 若从文化心理上求其根源，则更加久远。中国的读书人，两千年前就有鄙薄当世、崇古好往之风，总觉得今不如昔，认为文化的价值随时间的推移而沉淀，越新越近的东西越没价值。如此以坟典为尚，进而就形成故纸堆才是学问，或者愈是死学问愈要高一等的畸恋，对务实的或与现实关系紧密的才学，普遍有轻蔑之心。这就是明亡后李恕谷所批判的“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加上科举也起坏作用，出题答题不超儒家经典、程朱理学，八股文与现实社会实践根本隔绝，读书人在这种格局里浸泡，养成对当下事务既乏能力也无见识，却洋洋得意、自视高深的心态。 历史本身，从来都是作为活生生的鲜灵灵的“当代史”发生和出现的。就此而言，在文学史上除了“当代文学”，也可以说就没有别的文学。庄屈、陶谢、李杜、欧苏都是各自时代的“当代文学”，《典论·论文》《文赋》《诗品序》《与元九书》《送孟东野序》《书梅圣俞诗稿后》无疑也是各自时代的“当代文学批评”。鲁迅的小说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当代文学”，他的许多杂文也不折不扣就是当时的文学批评，难道同样的东西非得过上几十年才可以被视为“学问”？以“学问”为由而鄙夷“当代研究”者，若干年后在历史面前免不了被笑为盲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