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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兼容并举 文化研究从文学研究延伸出来，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人们预料，结果就不只是研究对象转变的问题，更是一个解读模式转换的问题了，从而导致了文化研究的解读模式占据王座，而文学研究的解读模式遭到冷落的局面。 在卡勒看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种解读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诉诸“鉴赏性解释”，而后者诉诸“表征性解释”。“鉴赏性解释”采用“细读”方式，通过对于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叙事、修辞、文体、音韵、形式等具体元素的仔细分析，以把握作品的意义，这就要求对于作品的错综复杂、精细微妙之处具有高度的敏感、透辟的洞察和丰富的感受。而“表征性解释”则采用“社会政治分析”的方式，依据所谓“社会同一性”的理念，通过社会政治分析去把握作品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同一关系，它将研究兴趣从作品之内转向了作品之外，聚焦于作品背后的社会政治结构，将不同作品视为显示同一个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从而形成了新的标准和方法。卡勒这样说：“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它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象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象”，“文化研究热衷于直接关系的思想。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基本社会政治结构的表象”(17)。但从“鉴赏性解释”转向“表征性解释”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偏差，即对于文学解读实践的忽视，导致对于文本细读的个体性、多元性及其必要的敏感、洞察、体验和感受的搁置。 在“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这两种解读模式之间，卡勒选取了一条中庸之道，既不摒弃传统的文学解读方式，又不排斥激进的社会政治分析之道，而是更多寻求二者之间的相通、互补之处。在他看来，虽然习惯上“鉴赏性解释”与文学研究攸关，而“表征性解释”与文化研究相连，但实际上这两种解读模式对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双方都适用，不妨鱼掌兼得、左右逢源。他说：“仔细解读非文学作品并不意味着要对它做出美学的评价，而对文学作品提出文化方面的问题也不说明这部作品就只是一份某个阶段的记录文件。”(18)也就是说，对于非文学作品也可以进行“细读”，对于文学作品也可以在文化层面上进行考量。 至于如何平衡和协调这两种解读模式，卡勒以他关于福楼拜评论的一书为例加以说明。他说该书原先是探讨小说写作规律的，并没有打算对具体小说进行解读，后来听从出版商的建议，在诗学与诠释学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增加了表征性解读的章节，促进了读者对于福楼拜小说的阅读。他认为：“这种折中办法是非常实际的，或许也是明智的，这样更多的人会对这本书产生兴趣。”为此，卡勒肯定“过度解读”的必要性，认为它往往能够揭示作品中以往被忽视的含义，“跟那些温和的解读相比，过度解读有时更为有趣、更有启发性”。不过他也指出，对于“过度解读”要避免与“过度进食”之类负面理解联系起来，它通常是指“通过非常规的方法和视角，阐述文本中隐含的、或者读者引申出来的意义”(19)。同时，文学教授也可能会做一些与文学毫不相干的研究，一方面，文学研究不可能与文化研究完全一刀两断，它能与电影、连环漫画、哈利波特完全脱开干系吗？它能对历史话题、文化话题、妇女解放、社会动荡漠不关心吗？既然文学研究与这一切无法截然分开，那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即使文学研究纯粹以解决某一文学问题作为终极目标，也不能不涉及大量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的资料，它需要阅读和研讨种种历史文献、哲学理论和文化遗存，而这一切却又都是非文学的。因此卡勒肯定所谓“粗读”(distant reading)的方式(20)，这种解读往往采取新的视角，退到背景的位置，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它不像传统的“细读”，不是对某个特定文本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关注文学活动在社会层面上的宏观形势，这种研究方法通常被称为“文学社会学”而划归文学研究。 总之，卡勒主张突破传统的解读模式，从“鉴赏性解释”转向“表征性解释”，进而从“解读”转向“过度解读”，从“细读”转向“粗读”，但他始终为这种转换设了一个限度，那就是将问题限制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提倡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兼容并举，进而在这两极之间的张力之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