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功绩，整个中国现代的思想文化转型也的确是建立在新的语言体系基础之上。但是，对古代语言与现代及未来的生活与文化的关系，尤其是这种关系应如何在教育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仍有很多问题既缺乏深入的思考，更缺乏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教育发展的建设性方案。我们基本上一直把关于古代语言的思考局限在学校的语文教学的范围中，如语文课中的文言文教学所占的比例、选择范文的价值标准等等。读法国语言学家皮埃尔·朱代·德·拉孔布和海因茨·维斯曼的《语言的未来——对古典研习的再思考》（梁爽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5月），启发我们从多种比较陌生的角度重新思考学习古代语言在现代生活和面对未来生活中的意义。据作者介绍，这本著作是一项法国政府教育课题的产物，目的是建立“欧洲共修课程”，而这项课程计划最终是为欧洲的文化建设和创新领域提供依据、动力和方案，真正的指向，是使文化语言成为导向欧洲政治、经济、司法一体化的成功条件。实际上，印在该书封底上的这句话言简意赅地点出了它的贡献与意义：“它引领我们在‘过去’的领土上为‘现代人文科学’而战。”
    母语教学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不断受到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培养人才的目标不断趋向于近距离的实用原则，而学校的使命本应该使学生憧憬远方，而这种远方则是一个开放的、扩大的、多元的世界（参见第2-3页）。作者强调母语教学成了公共教育和国际教育的真正关键所在，在全书的论述中通过对文化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及其在欧洲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对“现代古典研习”的讨论，不断地回应了这个核心问题。语言学家对教育问题的探讨，必然离不开对语言概念的关注。作者指出，“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代码（code）、一个保证信息传至目的地的载体。它首先是一种文化，即一个无止境、永远开放且憧憬未来的历史性环境，个体、社会都在其中构思着对自身有意义的事情，并试图建立某种类似身份的东西。”（第6-7页）由此而产生的文化语言的教学，就必然要肩负起如下任务：培养学生自由地发展处理语言与生活的关系、理解语言与创造性的关系等能力，使学生能够在面对生活各领域时具有自主的定位和发展能力。
    让我们认真思考作者对语言的多元性、专制性与目前生活的联系的论述：文化语言中的母语、主宰国际交流的功用语言、不同专业的形式语言，它们都力图强迫人们承认自己的地位，它们都似乎完全统治着一个服从它的现实——从文人的文化、大众的工业文化到政治经济等领域，它们似乎都是封闭的、自成整体的，而且把自身的标准强加给个体，似乎自身是天然合理的和不受约束的（第7页）。在我们的个体生活经验中，作者所说的这种语言的傲慢与宰制性随处可见，例如从药品的服药说明到以大写字母组成的缩写词的滥用。作者提醒我们，“这些社会性整体并非‘自然的’。相反，它们也是一种机制，是人的产物。若从开放的、历史的角度学习了文化语言，它就有助于重振赋予它生命的动力。像对待文化一样对待这些现象，不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强加的命运，这样也就恢复了潜在地给予它们活力的自由。”（第7页）从语言学走向文化反思与社会批判，这种路径我们不是没有走过，但是如果过于狭隘地深陷文化批判之中，我们就无法看到这种路径所具有的更为开放、更具建设性的意义。
    近一年半以来，在我不断了解一个中国留学生是如何在西方教育环境中学习拉丁语和古希腊文的过程中，一开始的认识更多还是把古代语言的学习看作是工具性的，虽然也同时意识到文化价值的问题。真正使我惊喜的是，从一年级的纯粹语言学习到二年级的古希腊戏剧课程，古代语言对一个异国青年的人文情怀成长的影响逐步加深，结果是他对现代的政治、哲学和法学问题的思考有了以前难以体会的感受。这不是简单的拉丁语、古希腊语课程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必须置身于西方文化与学术的氛围中才能获得的益处。在该书第三章“现代古典研习”中，作者目前指出：“‘现代古典研习’的目的在于使个体实现对这些语言形式的重新占有——不仅要掌握它们，还要能够作为真正的实体去定位与它们的关系——即考虑到它们的所有维度：认知维度、个人维度、道德维度、政治维度及宗教维度。”（第73页）在这种目标指向中，学习古典语言不是怀旧，不是要让自己回到古代，不是要以古典的名义贬低现代性，而是为了真正认识现代文化中常常被割裂的各领域之间的深刻联系，从而进入更为开放的、使人重新理解“属于人类自身”的东西的关系之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个与中世纪的“三艺”相对应的“新三艺”概念，以强调不能把语言学科与科学学科分隔开，这就是母语、自然科学语言和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语言。这种学习使学习者置于“历史性主体”的地位，即有能力识别不同的意义世界，有能力评价某种环境中的创新或独特之处（第93-94页）。
    关于古典学习与现代性的关系，作者以对文艺复兴的分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简而言之就是有点类似过去我们所说的“古为今用”（但是没有那种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在第三章中的分析中，作者指出，文艺复兴“表明了我们与知识的关系的历史性本质，并指明二者处在双重运动中：人们首先需要远离现在，重新回到一个因时间遥远或因自身的形式化而变得陌生的意义世界，继而对其进行重新建构，以便重新回归自我，回归一个经由这个过程改变了的自我”（第108页）。在导言中则更深刻地归纳道：“文艺复兴将欧洲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它的目的就是自由地重新占有传统……深刻影响欧洲历史的几次文艺复兴并不是倒退，它们是现代性的创造者；援引历史也并非出于怀旧之情，而是因为渴望彻底改变现状……文化就像是与自己拉开了距离，在不断创新、想象的运动中重新寻回自己。”（第8页）所谓复古而开新，这样的观点我们也并不陌生，但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汇流到这里，其间又别有一番深邃的意味。
    作者时时不忘强调该书是一项教育方案的产物，在第二章“文化语言与功用语言：欧洲教育问题”中，集中论述了该项目作用于欧盟各国之间政治与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和有效实施途径。简而言之，通过保护和发展“现代古典研习”这一文化基石，建构起旨在使欧洲不同国家的公民进入相互文化认同、分享文化经验与未来憧憬的共同教育计划。“我们要建立的正是一个意义世界，而它只能是多文化的……这个意义世界必是去中心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攫取单方面决定与他人交流方式的权利。”（第44页）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即便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不同的语言与历史文化体系之间的文化交往与认同难道不也是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吗？
    由于它只是关于一项语言教育方案的“计划分析”，因而容易使读者忽略了它所包含的从独特角度对欧洲文化思想史进行分析与表述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实际上，在古典世界与当代生活的意义联系、文艺复兴与现代性的关系、近代以来法德两国教育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之争等论域中，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时有精彩的论述。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体系现状在这一系列论域中的表现是何等的苍白和紊乱。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