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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雍正与张廷玉之文学影响 雍正与张廷玉之文学影响首先是文章的创作观点上的相互影响。历史上，张廷玉是以大学士名世，而非诗文。他之所以受到雍正的倚重，主要是因为能够“详达圣意，缮写上谕”。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说明雍正与张廷玉文风一致，两人之间有着趋同的文章创作思想与趣味。 雍正曾在《谕科甲出身官员》一文中称：“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舛。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盖记载一事，良非易易，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慎。”[2](卷三)这里说明在张廷玉任大学士之前，雍正对他人所写之上谕是很不满意的。而为什么只有张廷玉写的令他满意呢？这里面除了因为张廷玉能够很好地领会雍正的意图外，文风一致也恐怕是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后来张廷玉并不被乾隆看好，要不是因为雍正的遗诏，险些连配享太庙的资格都取消了，难道历事三朝的张廷玉就不能领会乾隆的意图吗？ 雍正在此文中还明确谕示科甲出身官员：“尔等翰林自以文章为职业，但须为经世之文、华国之文，一切风云月露之词何所用之……至于赋诗饮酒，自附于晋人风流，此种恶习，所当深戒而痛绝者也。”张廷玉的功劳也就在于“经世文章”，他曾多次在诗文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庚戌年原序》中，他称赞当时还是皇子的乾隆说：“皇四子粹质天禀，明敏博达而功力缜密……有非专攻文学之儒所能希其万一者。”对文学之贬抑，与雍正如出一辙。在他的《澄怀园文存自序》中，他说：“夫以弇鄙无学之人，居殚力服勤之职。则其于文艺也，寻章摘句，不能工大雅，扶轮愧前哲。”此处虽是自谦之词，但亦是实情，一方面的确因为公务繁忙，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文艺”上，所以不能有太高的成就，另一方面恐怕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虽其弟子吴华孙赞美其诗，称：“读其诗不知其为台阁之与山林，将无寄迹轩冕而天怀淡定故耶”，“其诗萧然高致，有出于语言文字之外者，由其澄心而渺虑也。”[4](序)但他的诗名没有得到流传，甚至不如乃父。 雍正与张廷玉文学观点的趋同是一种巧合，还是君臣二人交往磨合的结果？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至少是在频繁的诗文交往中互相达到了认同，形成了默契，于我心有戚戚焉，才会心领神会，配合一致。 其次，雍正与张廷玉以他们的特殊身份对奠定本朝代表官方的正统文风起了十分重要作用。雍正通过规范科举考试来规范士子的文风，而张廷玉就是这其中最得力的执行者。雍正一登基就拜张廷玉为太子师，雍正元年(1723)三月即开恩科顺天乡试，命张廷玉为主考官之一。并面谕张廷玉曰： 科场乃国家抡才大典，而北闱历科以来，每多物议。不但有伤于士习文风，亦大有关于国政、国体。今当雍正开科之始，特简朱轼与汝使主试事。料汝二人必能矢公矢慎，识拔公明，俾士论翕然，群情悦服，不蹈从前覆辙也。[1](p20) 本朝首次恩科乡试，令诸生翘首以待，所命之题事关重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读书人定然趋附之。张廷玉奉命出策问五道，一问《孝经》，二问至圣先师孔子，三问取士之法，四问民风，五问治水。其中第三问直接把雍正的取士标准点明，策问云： 自隋唐以来，士子以文章为先资之献，而文与行违者，往往有之。论者谓行乡举里，选于今日，恐滋矫伪之习。文以载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以此求士，拔十得五，舍是更无良模，其说然欤？抑必学校制备诗儒之教，严使内外交养，本末兼修，而后收制科之实效欤？[3](卷六) 这段话指出，人不如文，文、人不一现象的存在，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同时，希望学校加强诗儒之教，把生员们培养成“本末兼修”之人。所谓“本”当指儒家仁义之本，而“末”当指文辞。为了强调“本”，策问中点明“钦命顺天乡试三题首揭忠敬二字，示士人以立身行道之大端；次明五品人伦而归于立诚，三言稼穑之艰难，以为恒心之本。”为了指出所谓“末”，策问中甚至说：“诸生其何以祗率圣教躬行实践而不徒事文艺之末欤？”而学者所读之书不过“诸经子史”罢了[3](卷六)。策问四还提到：“夏尚忠，商尚质，周监于二代而尚文。文即文此忠、质也，岂忠质之外别有所为文耶？”此处“尚文”之“文”应为名词，指文辞；而“文此忠质”之“文”当为动词，可理解为用文辞表达；最后一个“文”，仍为名词，当指文章或文辞，除了忠、质之外，文章没有别的应当表现。这样的策问已经不仅仅是一张考试卷而已，是向士子们宣告了雍正朝所追求之文风是以忠、质为主要内容的文风，脱离了这个主题，其他一切文字都不会是好文字，都不会受到统治者的青睐。 这次恩科乡试的结果令雍正十分满意，他朱批嘉奖：“十卷皆好，第一名为留心性理之人，必是端方之士。”并下达谕旨，称：“国家大典首重抡才……今顺天主考朱轼、张廷玉公慎自矢……细心搜阅，尽拔佳文……朕心深为嘉悦。其酌加议叙，用示优奖，兼使嗣后考官咸知激励，以副朕兴贤育才之至意。”[1](P21-22)张廷玉与朱轼一起为雍正朝以后的考官做出了榜样，而奉命出策论五道的张廷玉在题目的引导上应该说起了更大的作用。 此后，张廷玉还曾经于雍正元年(1723)雍正二年(1724)两次充当正考官，均出题策问，从询问“天人性命之旨”到“德教”到问礼，问人臣事君之道等“大道”，逐渐过渡到有关历史、农业、仓储、刑法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先立本而后务实，都得到了雍正的肯定。 张廷玉在规范士子文风方面所做的贡献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雍正元年，蔡世远《古文雅正》十四卷付梓，原序正是张廷玉所作。蔡世远(1628-1733)，字闻之，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雍正元年(1723)被召入京师，授编修，值上书房，侍诸皇子读共八年，累迁侍讲学士、少詹士、礼部左侍郎。“其学博通今古，尤以程、朱理学名家。”②纪昀也称其“理醇词正，具有本原”[5](p842)。蔡世远所编《古文雅正》选自汉至元上下二千年中历代古文仅二百三十余篇，其自序曰：雅正者，其词雅，其理正也。 张廷玉在这个时候以他的身份、地位为这样一本文选作序，其意义自非一般。序言开篇明义：“文辞之兴非偶然也，发天地之精华，而根之性命。”“故夫性命之文约而达、赡而精、奥博而有体。要他若俶诡幻怪，卮词蔓衍，与夫月露风云，连篇累牍，大雅弗尚也。”③言下之意，性命之文才是大雅之文。接着，他强调了当今皇上“以崇实学、敦名教为先务，凡以期海内文学之士不鹜声华，而衷诸性命也。”这实际上是为雍正代言，呼吁普天之下的读书人读书作文都要以性命为本，而不要以文辞形式之美超越于对性命的追求。他还进一步批评有些选家“往往漫无主见，是非纯驳，鲜所抉择。徒取词句之赡美，为学者讽诵之资，不几判文章之学与性命之学为两途，使习其事者何所取以为束身检行之归欤？”他赞扬蔡所选之文“有奇醇正典则悉合六经之旨，而俶诡幻怪、风云月露之词无一焉。”最后归纳此本所选之文“其秩简，其义精，而崇实学以黜浮华，明理义以祛放诞”[3](卷七)，评价可谓极高。《四库总目提要》称《古文雅正》“数十年传诵艺林不虚也”，可见此书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终雍正一朝，除了在十一年时，方苞替和硕果亲王编《古文约选》外，所编能够代表官方观点的古文选恐怕就只有《古文雅正》，即便雍正皇帝自己所编《悦心集》也只是作为“悦目养心”的工具，离性命之文远矣。这就更可见此书的重要意义，亦可见张廷玉作序之用心和影响。 再次，雍正影响了张廷玉的文章创作思想和趣味，张廷玉又进一步影响周围的人，为雍正朝培养和选拔了更多的人才。除了在担任考官时能够公正地选拔出符合雍正人才标准的士子之外，张廷玉的兄弟、子侄也多在本朝科考中名列前茅，所撰考试之文受到雍正的青睐，这恐怕并非偶然现象，与他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有密切关系。 比较典型的是其弟张廷珩与其子张若霭。雍正元年(1723)十月，张廷玉任殿试读卷官，与诸大臣“秉公校阅，取定甲乙，照例以前十卷进呈御览”。雍正读到第五卷，大为嘉赏，说：“此卷应置第一，奈何拟为第五？”这时，张廷玉禀报，此卷为其弟张廷珩所作。雍正就想要把他的卷子拔置一甲。后来，由于张廷玉以自己为阅卷官要避嫌为由不赞同雍正的做法，最后列为二甲第一。[1](p24) 事隔十年，相似的事情又发生在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身上。雍正十一年张若霭以会试第三十名参加了殿试。四月初一，雍正在懋勤殿阅卷，对阅卷官说：“尔等所拟名次，未为允协，中拟第五名卷，策语恳挚，识见老成，非经生家可比，字画亦端楷。尔等须再加详阅商定之。”后经重省，将原来的第五名列为第三名。等到启封一看，原来第三名就是张若霭。张若霭的策论得到了雍正的高度评价。策内“公忠体国”一条云：“僚采之际，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一体也，文武亦一体也。广而至于百司庶职，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关也。此则纯臣之居心，可以不负千载一时之遭逢，而赞襄太和之上理。”[1](P39-40)对于这段策论，雍正的评语是：“数语极为恳挚，颇得古大臣之风。”并称：“盖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为国家宣力。”[1](p40)雍正认为这正是张廷玉家教影响的结果。谕曰： 策内议论，确有识见，想其习睹习闻，秉承家训，得大臣忠君爱国之意，是以敷陈之言，切当恳挚如此。张廷玉佐朕多年，居心行事，比诸古人皋、夔、稷、契，信可无愧。且自伊父张英累世厚德，绳绳相继，宜其后人克肖，贤才蔚起，以副国家之用。[1](p38) 后来张廷玉坚辞，执意要将一甲的名次让于天下寒士，张若霭最终名列二甲第一。后授为翰林院编修，值南书房。后来，张廷玉、鄂尔泰二家子弟多受拔擢，为了避嫌，雍正还专为此降谕： 如伊两家子弟才具平庸，未克胜任，而朕必欲逾量擢用，是非所以爱之而实以害之，岂朕所以待两大学士者耶……一以两家之先人培植深远，方获生此贤者，为国家之股肱心膂，而绩厚者流光，谅不仅钟秀于两大学士之一身而已。[1](p48) 雍正的反复强调说明任用张若霭等张家子弟确因他们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总之，雍正与张廷玉的文笔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人的创作情况，显示了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君臣情谊的实录。雍正非常重视张廷玉正是因为其文笔能够为自己代言，能为雍正朝的政治服务。张廷玉的文章创作思想和趣味与雍正趋同，他在担任科举考官的过程中很好地代表帝王贯彻了文学思想，为培养符合帝王要求的文人作出了贡献。他们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对当时官方正统文风的把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