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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王时代，经过三百多年的积累和官方几次组织，编集出的《诗经》规模究竟有多大？三千首还是两千首？一千首还是五百首？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敢妄断，就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各个阶层广泛作诗、献诗、采诗，而又涉及各个诸侯国广大区域来看，汇集于周朝宫廷的诗作达到三千首也不是没有可能。仅郑卫两地，阳春三月因男女欢会群歌之俗，每年所产生的新歌长期积累，也会成百上千。但是话又说回来，诗歌汇集于朝廷与经过宫廷乐师加工配乐后以周天子的名义颁行天下，是两码事。在那个时代，几千首诗都统一由周朝乐师配乐并作为仪式乐歌和讽谏内容演奏是不现实的，也没必要。不过，其乐诗的规模明显大于后来的三百零五篇则是肯定的，因为如上所列迄今发现的众多《诗经》“逸诗”就是铁证。 孔子之前官方最后编定本的流传状态又是什么样子呢？同样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不敢妄作复原性描述，但可以做些合理推测：其一，因宫人流散而无力保管，致诗歌文本走出周朝宫廷流向社会，甚至还有宫廷成员将宫中文献携带出宫投向诸侯国的情况发生，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的事件，就发生在孔子三十六时，起码可以间接说明《诗经》文本流出周宫的一种途径。存于各诸侯国宫中的诗歌文本也会有大致相类的走向发生，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至鲁观周乐实观鲁国宫廷对《诗经》文本的演唱，似可间接透露出吴国宫廷或本就没有《诗经》文本，或《诗经》文本已经亡佚。其二，由于从孔子出生前的八十六年开始，诸侯国之间兴起了外交场合赋诗应对以斗智争胜之风，并盛行一百多年，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生态，《诗经》文本的应用价值凸显，各国贵族及士人竞相传抄记诵《诗经》文本当在情理之中。其传抄学习的祖本当为东周最后的递增完本。试想，如果没有篇目大体相同的本子流行，各国使者所熟悉的诗歌篇目全然不同，外交场合如何借其应对沟通？其三，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逐级僭越时代，不难想象，《诗经》文本在众人的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讹衍倒、鲁鱼亥豕现象倒是次要的问题，而各国诸侯、大夫、陪臣们为抬高自己而各取所需的有意“篡改”行为，很可能是造成诗歌篇目相同而内容相异的主要原因，如，《论语·八佾》中孔子对“三家者以《雍》彻（“撤”）”用天子礼演唱《诗经·周颂·雍》的行为，所作“‘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的嘲讽，就可能含有对“三桓”篡改《雍》诗内容以为己用的指责之意。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孔子时代《诗经》众本并出，良莠混杂，总数量成倍或几倍增加。 到孔子编订教本时，他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增”而是“删”了。道理很简单，为了适合教学需要。教材的基本特点，一是规模要适中，二是文本要精准规范。外交场合的诵本及时人口耳相传或传抄本有出入不影响使用，而教材不行。所以，孔子所编教本，自然要做三项工作：一是为适合教学需要而从当时通行的较大规模的版本中删除一些自以为应该删除的篇章；二是“汰繁”、“去芜”，综合各种版本对勘精校，删除重复篇章及相近章节；三是增入晚出诗篇，如《鲁颂》及“陈风”、“曹风”中的一些晚出诗篇。尤其第一项工作必须是一开始就要进行的，因为教学急需。尽管三项工作量巨大，并且确实需要在教学实践应用过程逐步完善，但不可能晚年才开始。 再说不合孔子自述原意。笔者以为，《论语·子罕》中孔子所说的“乐正”之“乐”虽可能有兼指诗歌文本的因素，但主要指乐章是无疑的。而《诗经》作为孔子教授学生的教本，他进行的则主要是“义”教而不是“声”教。孔子在《论语》中十七次谈到《诗经》，其中只有三次论其乐，两次诗乐兼论，所余十二次讨论的全部都是作品内容，上博简《孔子诗论》具体讨论到六十三篇《诗经》作品，全部都是从内容角度切入的，唯概括风雅颂风格和文艺本质时，才兼及音乐 [16]，都是明证。所谓“雅颂各得其所”，无疑是指孔子晚年对自己所编定的“诗三百”教材“雅”“颂”某些诗篇次序作某些调整。调整诗篇与从较大规模中汰繁去重删至三百零五篇的教材初编工作是两回事。所以，将孔子“乐正”之述理解成其晚年删定《诗经》文本，应该是对其原意的误读。为此，笔者还可提供一段说明孔子是早年自齐返鲁而非晚年自卫返鲁潜心修订诗书礼乐的间接证据。《史记·孔子世家》曰：“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17]这里，一则司马迁称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之言，虽不是先秦原典，当必有所依据，起码可作为间接证据使用；二则“修诗书礼乐”，既可理解为研修诗书礼乐，也可理解为修订诗书礼乐，其中“诗”字单独使用时是诗乐兼指，而这里《诗》与《乐》并列对举，说明修《诗》就是专指修订《诗经》文本内容；三则司马迁虽未明言孔子“修诗书礼乐”的具体开始时间，但这段文字紧接在孔子四十七岁时鲁定公五年阳虎囚禁季桓子事件之下，至少说明修诗活动不是发生在“自卫反鲁”后的晚年。笔者以为，司马迁这段记述是有潜台词的，所谓“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应该不是指这一年才开始修诗书礼乐，而是因为讨厌阳虎“陪臣执国命”的恶劣行径，对鲁国失望，从这一年开始才暂时断掉从政念头而真正潜下心来专修诗书礼乐，因之前他在教书编教材的同时，心里总没有放弃从政之愿。而四种教材不可能同时编定，在《诗》、《书》、《礼》、《乐》中，《诗》排最前，最为重要，培养外交人才最为急需，所以应该早已最先编出，现只是使用过程中的修订而已，此时开始编订的很可能是后两种礼书和乐书也未可知。 (责任编辑：admin) |